近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对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其中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具体的做法就是搞文化研究;另一种观点指出,“目前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环境污染,去解读广告、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住宅小区热、去解读小轿车热、去解读网络热、去解读性爱等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和忧虑,该观点认为,文化研究不能无限制地扩张到文艺学研究者所不熟悉的领域中去,文艺学学科建设更稳妥同时也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是“文化诗学”。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陶东风先生,第二种观点的提出者是童庆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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