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英国朋友都把马克思当成英国思想家而骄傲，当你与他们辩解时，他们会问，在他成为世界名人之前，当时德国，欧洲大陆干嘛去了?不是要抓他，驱逐他吗?
这不过是英国人民族自尊、自豪感的一个小小侧面。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假如没有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那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英国只有一千多年文化。但在西方社会，这一千年就是可以白话白话了。英国社会在本世纪遇到了很多挑战，但都化险为夷，日不落帝国失落了一百多年还能硬撑着，的确与她在整个社会范围发扬文化传统，鼓励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不断地“白话”她的历史有关。
在英国，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唱国歌。国歌在许多场合都唱。最庄严的场合我记得有三个：一是女王圣诞节演讲结束后，二是每年一度的伦敦国际音乐节最后一曲，三是重大体育比赛。去年圣诞，在乡间与三位英国老太太共进午餐。突然她们放下刀叉，走到电视机房，听着女王演讲，然后站立着老泪纵横地哼唱着伴衬着女王生平和国家业绩画面的国歌；其悲壮动情，不外是回忆她们为祖国工作的一生和英国过去的辉煌。又一次，晚间电视节目转播世界最大的伦敦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最后高潮处是乐队演奏例行的“大英进行曲”和国歌；全场观众不分贵贱、高低，男女老少，“刷”地一下，全部起立，指挥转向观众，数万人排山倒海般地唱了起来。其雄壮气势，使人感到处于经济衰退、国家不振中的英国人的心并没有冷却，没有死亡。不过，国歌唱得最嘹亮的还是在体育场。英国朋友常告诉我，英国之所以是体育爱好者最多的国家之一，不完全在于赛场比赛精彩，而在于看台上体现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认同。英国的球迷虽然不时闯祸，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因为他们太认真、太投入、太执著。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再傲慢的国际巨星，再暴躁的赛场英豪，一个个都仰天闭目、挺胸背手，眼含着泪花地哼着国歌。英国的多次比赛中我看到；莱因克尔、加思克因这些世界级球星，在为金钱的俱乐部比赛中，与在为国家名誉的国际比赛相比，卖命程度，实为不一样。加思克因的多次重伤，都是在为国家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时造成的。去年他在养伤一年后，重新露面。当国歌响起后，最激动的就是他了。而观众看到重新站起来的他出场后，数万人齐声高唱，其势实在感人。
▲ 英国在根本上是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国家凝聚力，必然受到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原则决定。那种“各人顾各人，上帝为大家”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事实。加上英国文化中独特的保守、内向、自主因素，社会关系相对松散，人际关系相对冷漠的现象，也时常可见。
● 但社会也不仅仅是由这些方面主导的。否则就难以解释这个民族何以能出现斯密、牛顿、达尔文、马克思、卓别林、莎士比亚等伟人巨擘，何以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和教育优势。这个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向心力，这个社会的许多方面还潜藏着强烈的民族尊严和自豪感。
有一天，在与导师柯亨教授的闲谈中，我冒昧地问了一句：牛津大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授，每一学科才四、五人定额，而达到教授水平的近四十多个学院的数百讲师们为什么不到教授好当，收入可观的欧洲大陆、美国、日本?这样，他们不仅在职称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会大有收益。柯亨教授笑了笑，只是说，你还并不了解牛津，更不了解英国。他还说，流传在牛津那批当不上教授也甘心情愿的留守者们中间有一句话：“Sta“isenough”。这句简单而又充满自豪意义的话，不甚好译。大意是在牛津，“打杂也足矣”。
▲ 近来报纸上有传说，英国民意测验表明，一半的人不想留在英国。
● 我想这也许是大众对当前英国衰退的经济和低落的国家士气的一种反弹。说这种话的老百姓一半是情绪，一半是批评。我想不外是向政府中的官员们施加点压力，让他们不要再浑浑噩噩地把国家弄成个四不像了。至于实在想走的，没有多少。英国人在我的了解中，许多是因为爱英国，才恨英国、骂英国。其实，他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离开了英伦三岛上那美丽的风光、乡趣，离开了BBC、大英博物馆以及泰晤士河两岸诸文化设施构成的精神氛围，离开了由马克思、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等巨人带来的传统骄傲、民族荣耀，等等，他们会更加痛苦。
▲ 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除了文化教育的重视，民族凝聚力的强化之外，还存在一个怎样对待不利于市场经济建设及文化氛围的问题。具体说，国内关心较多的，是怎样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环境，怎样消除腐败、不公正这些丑恶东西。能就这方面谈谈看法吗?
● 我想，就如何监督官员的行为规范谈点事例。我的印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理腐败、不公正社会行为的总原则是：官重民轻，外紧内松。官重民轻，是指对当官的监督严密，防范细致；外紧内松，指的是对工作单位和个人本身的自我约束不强调、不声张，而是利用社会力量，即外在的法律和舆论约束，来严厉揭露和打击不良现象。
▲ 你能具体谈谈吗?
● 可以。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你会深深体会到，舆论就是法庭，记者就是法官。英国的报纸，按读者的文化层次，大致可分为两类：供学者和中等以上文化水准阅读的大报，和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小报。大报小字排印，分析深刻，信息量大；小报大字排印，观点鲜明，可读性强。一个人物，上了大报，可谓知名度高矣，也许有机会名垂千古，因为像《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都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报纸。相反，上了小报，成为封面和重点人物，往往就凶多吉少，甚至遗臭万年。许多英国朋友告诉我，在英国，报纸以及电视等宣传媒介可厉害了。政治家们可不愿轻易去套近乎，往往躲还躲不开呢！在国外生活，每天离不开看报、看电视。久而久之，就觉得电视、报纸成了政治家的克星。一方面，政治家要利用新闻媒介来宣传、推销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对记者、镜头避而远之。他们周末、周日都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消遣，傻瓜才想上电视或到报纸上去亮亮相！因为，这些国家的电视尤其是报纸的最大功能，就是揭露。好人好事很少有人表扬，做了就做了，但若有歹徒行凶、官员下水之类的消息，就会被整个新闻界炒来炒去，直到有了大快人心的结果。我的印象是，社会舆论和心理大都不喜欢看好人好事受表扬，而愿意欣赏坏人落网、政客丢官之类的“奇闻”。看不少西方政客的传记，都发现他们在这种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的气氛下，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地坐着首相、部长等等临时交椅时的心态。
▲ 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出现腐败或腐败程度，而在于怎样防范、处置、杜绝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
● 许多牛津大学的学者和英国青年朋友，在与我的交谈中告诉我，之所以国外当官压力大、舆论监督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当官是一种机会，一种待遇，一种权力，所以，就不是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东西。而老百姓中想当官的和能当官的太多太多，只是没有机会、待遇、权力，因而，他们就会死死盯住和不放过那些在位的。
所谓建立一个能起中介作用的统一的文化构架，即是为哲学找到一个有利其自身发展和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出路。要寻求哲学的出路，首先要了解中国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和需要。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以全面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场改革从时间上看，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肇始，政治体制改革接踵而起，最后发展成举国上下关注文化发展的大讨论和深刻反省。从逻辑上看，哲学作为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实质上属于文化范畴。与哲学研究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是文化研究和发展。因此，中国当前哲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文化发展趋势和需求。我们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教条式的、经院式的注重“本体论一认识论”层面上的思辨哲学问题，注重哲学内部的体系构造和逻辑推演，不注重哲学与其他思想、意识、情感、意志部类的联系，尤其不注重哲学的文化功能。这种抽象的“本体论一认识论”层面上的哲学思辨，不仅由于与现实没有中间环节而变得牵强附会，并且还不利于哲学本身应当注重的深切而又真正现实的文化一历史功能。
文化是一个比哲学还要模糊的概念；我们这里仅用其部分含义：即当代人有意识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文化、历史、哲学，这些都是同一层次的、不能精确界定的元概念。其含义完全在于互相注释。
哲学研究群落的各自缺陷以及造成的哲学本身的不景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脱离。哲学过于注重“现实”，过于陷入实实在在的历史，而无暇关注精神活动本身的内涵：写成的历史，即文化。
三种群落在这方面各自的缺陷是：“原理群”不注重或远离文化，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国或他国的经验来研究，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发展。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分一般来说是不够的，而且对当代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情况也知之甚少。这就造成他们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愿望，但又总是没有实质性的办法。在历史进程中没有突破，只有徘徊。而“国学群”的研究方式往往滞留于文化的时代发展，它们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因而，文化越是发展，他们的研究越使人感到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倒退，他们很容易成为现代文化的批评者、反感者。因此，虽然他们意在弘扬中国文化，鼓舞民族士气，但由于时代感的缺乏和研究方法上的陈腐，其哲学特征不是发展，而是延宕。而“西哲群”又乐于超越文化之发展速度，其思想具有“超前性”，这就抛下了与其他研究群落的合作，虽然容易成为社会的精粹，但也易堕入空想的文化决定论。因此，他们拥有的哲学现代化的理想，就表现出脱离我们时代要求的超前特性。
现实历史进程对哲学提出的文化挑战更是尖锐，主要是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以商品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以政治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是以观念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挑战，与抽象的“本体论一认识论”传统哲学问题不同，都是哲学在寻找出路时不能回避的问题。商品文化向哲学发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在物质要求日益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物质满足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的趋势中，作为精神产品之最高表现的哲学，是否可能或应当怎样维护自由的存在地位和价值。政治文化向哲学的挑战表现在：当政治本身正在走向民主并成为一门科学时，过去那种哲学作为政治奴仆，亦步亦趋的治学方式，应怎样寻求自身自律的变革途径?观念文化的挑战则在于：面对中西文化开放、交流、撞击、淘汰的时代潮流，哲学应当怎样融入时代潮流，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就哲学所面临的文化挑战看，当前我国哲学的出路，从根本上说，已不是在传统“本体论一认识论”圈子中修修补补、挑挑捡捡，而是从根本上进行职能性转变，转变为对社会现实文化挑战作出回应，这时，哲学遂成为历史哲学。历史的发展和创造性即在于对现实的挑战作出回应。这里说的历史是一种创造未来的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人的活动的历史活动即是实践。哲学的出路因而就在于：汇入文化→深入历史→归于实践。中国哲学的出路即是从经院型转为实践型。这是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哲学传统的，但这种传统已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其根本标志在于：哲学应当成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文化一历史理论基础，而不是可进可退、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性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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