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生命形态。它具有历史积淀所形成和构筑。的，深刻地折射着现实世界
和当代社会人类面貌的一切。一个文化政策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历史与现实不断冲撞的结果
，包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截然地运用一种方法和捧．斥另一种
方法制定文化政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根据不同的文化政策问题运用不同的决策方法，则是
文化政策制定的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有时即便是对同一问题采用同一方法时，也常常与其他方
法交替使用：或者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或者是两种方法或多种方法并用。要科学
、合理地解决文化政策问题，仅有一种思维的向度是不够的，多视角地分析、考察，则对问题
的性质可能有符合实际的把握，使用多种方法去设计方案制定政策，则可能产生更佳的文化政
策。这种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决策方法有机结合用以解决文化政策问题的方法，在政策学上就
称之为“综合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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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2
第二章 文化政策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来实现对文化的有效统治，实质上是文化政策主体关于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关于文化现代化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理想的追求。这是文化政策全部运动和发展的文化动力学基础。
第一节 文化政策选择和文化发展理论演变
一、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论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选择
文化政策选择是政策主体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要求而作出的关于国家中长期文化发展目标的规划，以及为实现这种目标而在文化控制、统治、管理方式上的战略性取舍行为，涉及到一定时期文化性质、文化任务、文化方向、文化资源配置、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连同政治和经济，共同构成社会运动的基本结构。因此。一定的文化问题首先是一定的社会问题。对一定社会的基本认识。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政党关于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和经济的认识及对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的选择，同时也影响、规定和指导一定时期国家主体、政策主体关于文化和文化政策的选择。在这里，主体关于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的确立，对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理论的选择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关于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是我国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创立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得到发展。毛泽东认为，矛盾法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是社会矛盾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性质，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是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的表现，并且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和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不同社会互相区别的本质。因此，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运用这一根本法则来观察事物和认识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不仅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战略决策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政策选择具有根本哲学观的指导意义。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文化和指导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的判断选择时，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选择方面的一个卓越贡献。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准确、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在这一特点下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著名论断，而且还根据和运用他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理论，批判在“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应分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全新的中国文化发展阶段理论，并且着重指出，“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两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这就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给予当时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政策选择以准确的定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选择和决策的全面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政策选择和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胜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运用矛盾论考察、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和我国文化发展的矛盾运动的又一篇重要文献。如果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提出和解决了如何认识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新民主主义论》运用这一理论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选择的理论，那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提出了用以解决和阐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选择的社会主义文化论。社会主义文化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化领域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论在文化政策选择上的集中概括和反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化政策选择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创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强烈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个选择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国情，带有鲜明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文化的强烈个性，遭到了当时苏共中央的反对。这种反对，从今天来看，它对后来中国未能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和遵循这一选择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分歧的公开化，以及对国内基本矛盾发展认识上的偏差，使得毛泽东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论被简化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公式后，终于推演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文化政策的抉择失误。这种失误，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论的理论失误在文化政策选择和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上的表现和反映。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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