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利率管制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如上所述，当利率受管制而处于较低水平时，投资者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一些原来无力借贷的低效率企业此时也可获得资金，这促使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不恰当地鼓励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不利于发挥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一国以不具优势的要素去替代优势要素，对其经济体系的效率而言是一大损失。
3．利率管制阻碍了企业创新和经济活力。对利率的全方位管制使得处于借贷资金供给方的金融机构不能自由建立内部风险规避机制，难以在金融产品设计定价环节实现低风险和流动性的经营目的。面临拖欠贷款的道德风险，收益的高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期的通货膨胀，极度低的贷款利率上限强化了金融机构逃避风险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新创立企业和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型企业由于缺乏信誉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外，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存贷利差极小的情况下，各个金融机构只能为储蓄者提供很少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既无法满足资产持有者的各种利率风险偏好，又缺乏剩余的竞争因素来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结果造成金融机构的近乎垄断状态，金融服务成本居高不下，而社会总福利则因此而下降。
4．利率管制往往同时包括压低利率水平和信贷配给两项内容。对利率水平的人为压制的后果是极大地刺激了资金需求者对贷款的获取欲望，但信贷配给制则又使有限资金的流向局限于某一范围之内，对资金超额需求与有限配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金融黑市虽然是市场对管制短缺的一种自发反应，但是诸多缺乏法律保护的因素决定了它对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局面的破坏性；而信贷配给制度则诱发了频繁的“寻租”行为，加剧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信贷配给并非完全依据政府产业政策，而是根据借款者的资金和信誉情况、私人交往或友谊，甚至是借款者支付回扣的多少来分资金流向。这样一来就会使企业之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去争取优惠的信贷资金而不顾企业内在价值的提高。
鉴于上述弊端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发展期后，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解除利率管制，放松金融约束。在我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弊端也已经日益凸现，并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发展。为此，放松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四、简约复述和结论
通过前面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韵利率体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包括建国初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利率政策针对性强，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韵特殊临时性政策外，利率体系在政府决策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合理调整；第二阶段指1958年至197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左”的错误思潮侵入利率体系，开始了否定利率的非常时期；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的利率政策是对第一阶段的重新认可和恢复；第四阶段则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利率体制中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多，利率随经济周期上下波动，与宏观经济有了较强的相关性。
表4中除列出利率体制框架的基本要素外，还对利率与投资、储蓄及宏观经济的相关性问题作了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仍不发达，投资及储蓄对利率的弹性相当微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至今日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仍处于较严格的计划管制之下，但是这种管制并非僵硬呆滞、顽固不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利率水平相当灵活(第二阶段除外)，利率决策者往往能够根据现实经济的需要做出较合理的调整；利率结构也日趋复杂，这都体现了我国利率管制体制中科学、合理的一面。就此而言，我国实施利率市场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策基础。
以利率管制为代表的金融管制其最终目标是不仅在金融过程，而且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实现效率、稳定和公正。其优势与弊端已无需多言，在金融自由化的冲击和部分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得成功国家的鼓舞下，利率管制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摒弃，转而大力推行利率市场化道路。然而，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国际经济条件也不一致，不少迷信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遭到挫折，墨西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为人们敲响警钟，它表明：只要社会上存在交易行为，那么对交易进行适当约束的规则就必不可少。从而利率管制应当在现代经济中居有一席之地，而不是被经济自由主义冲刷殆尽。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管制的实施标志着再管制趋势的崛起，也提醒人们：对利率的管制并不必然贴有“计划经济”和“落后经济”的
标签，它只是一种宏观经济工具：滥用之，损；慎用之，得。
一、利率形成的非市场化
在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而是参照货币市场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通过制定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全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冷热。至于种类繁多的存、贷款利率则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实力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自行制定，或者与客户协议利息，中央银行无权干预。也就是说，如果一家银行资金雄厚，经营管理水平先进，它完全可以在利润有保证的前提下，比竞争对手以更高的利率吸引存款，以更低的利率放出贷款，或者说谁的资金、成本、管理有优势，谁的金融产品就有价格优势。
但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利率的形成主要受制于政府的政治经济意图，政府不仅规定了利率的总体水平，而且还规定了各种利率的具体水平(即规定了利率结构)，并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严格管制，使利率严重地表现为“非市场化”：何时需要调整利率、调整幅瘦多高、利率浮动范围多大，都由国家统一规定——这种利率管理模式实际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各地都遵循统一的利率政策，不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和资金供求状况的差异灵活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制定的利率政策。这种情况使得利率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调节作用受到许多限制，并由此而削弱了我国分层次宏观调控的效果。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存贷利率到居民、企事业单位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从活期利率到定期利率，从短期利率到长期利率，都无一例外地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这就意味着无论银行的管理水平差别有多大，它们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价格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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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年事已高，平素看书读报，写些文章，少于为书作序。但是，当我捧读这本书时，却喜不自胜，既出于师生情谊，也为作者勤谨不怠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作而心生感奋，故欣然作序。
刘义圣同志，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1987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围绕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以及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应该说，他能取得如今的成果绝非事出偶然，而是覃思竭智、勤于笔耕和精进不休的结果。本书正是他近两年研究之所成。
一般而言，理论探讨或理论准备是一项改革成功实施所不可逾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后需要攻克的难关之一，正处于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故缺乏“路径依赖”，尤其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指导。西方国家的利率政策实践比之我国较为成熟和富有经验，可资我们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利率理论，如凯恩斯“流动偏好利息理论”、新古典“可贷资金利息理论”、“IS—LM模型”的利率决定论以及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对利息及其作用机制的论述，可供我们思考；一些金融学家如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对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增长进程的描述和解释，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所提出的“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利率市场化等观点，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这些路径选择经验和理论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可资我们借鉴。我们还要面对国外一般国家所没有面临过的改革难点问题，所以我们应主要根据自身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即“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反复实践和理论探讨，增加制度变迁的知识存量，以期最终找到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真实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的利率逐步趋于灵活化，并对经济及金融活动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学术界也因此开始对它表现出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特别是近几年，央行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差强人意的背景下，频频撬动利率杠杆，一时间引得专家学者趋之若鹜，竞相研究利率问题，学术文章可谓汗牛充栋，逾越银行业务范畴，把利率作为影响社会经济的重要政策变量加以研究，其中不少学术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理论气息和严谨求实的风格。但是，利率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1)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的改革实践，但理论难与为匹，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专著；(2)存在大众化现象，人云亦云、空谈快意者多，使利率问题的研究感性化和浅层化；(3)理论研究被政策牵着鼻子走，新的政策一出台，就会有许多诠释性文章出笼，论证其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当政策实施过后，理论研究也就趋于沉寂；(4)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利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如何、政策效应不如预期的原因何在、为提高利率政策的效应要实行利率市场化、如何进行利率市场化等等问题。至于利率传导的真实机制和对国民经济作用的内在机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与风险分析等理论问题，则鲜有研究；(5)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有的人遵循马克思利息理论来研究我国利率问题，有的人则依据西方利息理论来研究我国利率问题，而不问西方利息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凡此种种，表明我国利率问题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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