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造成的重大政策性挑战，对有关的所有当事各方——银行、债权国政府、相关的国际机构以及（最为突出）债务国本身都有一定的影响。此次危机威胁到了支付系统：第一，它威胁到是否应把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链停顿下来；第二，拖欠银行的国家债务金额十分巨大，如果银行被迫注销，则银行就会被宣布破产。并且，如果存款人知道事实真相后，也许会引发挤兑，从而使得银行倒闭。
对于债务国来说，由于不能挣到足够的外汇来支付其债务的利息，为了保持贷款的正常滚动，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的美元——从银行，从工业化国家（在双边基础上），从多边贷款机构。但是，墨西哥事件之后，美元不会再流入了。虽然1981年拉丁美洲的银行债权总金额增加了300亿美元，但是，在墨西哥事件之后的18个月内，没有发生一笔新的贷款。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流动被切断了；其后果必然“窒息”贸易和投资并且削弱世界经济。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尔·沃尔克迎难而上。除了长期的政府工作经验外，沃尔克先前还是一位供职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他认为，在解决债务危机中，美国必须起主导作用，但他也承认，国际和国内的许多因素制约了他能够提出的政策办法。国际方面，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银行债权中，有一半以上是由非美国的商业银行持有。其他主要债权人依次是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国内方面，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威廉·普罗克斯麻尔（William Proxmire）和杰克·戈恩（Jake Gam）已经明确宣布：美国国会既不打算彻底帮助银行，也不打算彻底帮助债权人（当时美国人最头疼的经济问题是衰退和贸易财政双赤字）。总之，虽然美国或许会率先作出政策反应，管理债务危机的包袱却必须由许多国家共同分担。
在墨西哥宣布无力付息事件之后，沃尔克和财政部长唐纳德·雷根提出了处理债务问题的双重战略，包括“短期危机管理和长期实现稳定”（Gohen，1986）。此战略的广义目的就是维护国际支付系统。短期内需要为支付系统注人足够的流动资金，以维持连续经营。达到此目的的途径是：美国对墨西哥的“一揽子”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例如，通过主要债权国政府的巴黎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贷款和相应增加国际货币基金额度、重组目前的银行债务，以及商业银行发放新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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