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没钱时千方百计要挣钱，有了钱之后也有问题，最烦心的问题是怎样安排自己的财富。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中，城市职工有铁饭碗，农民吃生产队的大锅饭。那时的经济被国家管得死死的，没有活力，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的危险，也基本上没有长工资的可能，干好干坏钱挣得差不多。在这种制度下，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发不了财，你就是整天喝茶看报混日子也失不了业。在改革前的农村，农民手里没什么钱，一年只分两次红，集市贸易也受到压抑。1978年全国农户储蓄存款只有55．7亿元，当时农村有8亿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存款7元钱。改革前的城市居民手里也没钱。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基本实行工资、物价双冻结。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储蓄存款155亿，当时城市人口为1．7245亿，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有存款90元。老百姓手里没有什么闲钱，安排起来也自然简单：存银行。
仔细想想改革前的经济状况，老百姓手里钱少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老百姓在钱的运用上选择太少了。一个人领了工资以后，要么购买消费品，要么把钱存银行，那时没有债券、股票，城市居民也不能买房子，所以城市居民拿到钱后只能在消费品或是银行存款之间选择。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老百姓既无挣钱的机会和自由，也无处置钱的选择自由。
改革开放这些年，挣钱的机会多了，贮存钱财的方式也多了。老王现在手上有一万多元，过去听说万元户，羡慕得不得了，现在自己有了一万元，也没觉得怎么着。最近老王的邻居小王买股票，买债券，挣了不少钱，老王开始还不以为然，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听说过股票、债券这些玩意儿不是好玩的，弄不好连本都赔进去。可渐渐地老王心里也有些痒痒。中国有句话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把风险和收益的关系讲得很生动。老王本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就怕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赔进去，但是面对小王整天讲述他买股票、债券如何赚钱，连老王这样的人都想试一试。
为此，本章将讨论有关如何分配财富，也就是如何进行资产选择的问题。本章所讨论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产后文将要讲述的银行的资产管理，非银行公众的货币需求，以及利率水平的决定等重要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它们贯穿了本书的始终。
众所周知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普遍较为落后，而且除银行之外的金融中介机构也不够发达，因而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是资金融通的主要方式。然而许多人也许没有料到，即使在证券市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接金融也在资金金融通中居于主导地位。
以拥有世界上最发达证券市场的美国为例，在1970至1985年间，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占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来源的比例为61．9％，债券(含商业票据等债务工具)融资的比例为29．8％，股票融资的比例则仅为2．1％，还有6．2％为其他来源(如政府贷款、外国贷款等)。在1.984至1990年间，由于许多美国公司大量购回自己所发行的股票，所以净新股发行数实际上是负数，平均每年约为一750亿美元。
从上面的数字看，1970至1985年间，证券融资在美国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例合计只有31．9％，仅相当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一半。但事实上，即便是这31．9％，也还是大大高估了直接金融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因为还有大量的证券是被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及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所购买的，它们应归人到间接金融中去。自1970年以采，在新发行的公司证券中，大约只有5％的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及50％的公司股票直接销售给了美国家庭。考虑到这一因素，直接金融在美国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例还不足5％。 1990年以后，美国家庭直接持有股票的数量在迅速增长。
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情形也大体类似。在1970至1985年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4个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证券融资所占的比例均不足l／3，其中日本和德国最低，还不到10％(同样地，考虑到许多证券为金融中介机构所购买，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还要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所占的比例则在55％至70％之间。只有加拿大企业的证券融资比例稍高，接近50％。和美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中，股票融资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债券融资，法国和德国尤其如此。①值得注意的是，资金供求双方对资金融通渠道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高度发达的证券节场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中介机构并行发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往往使得大量资金在这两种金融渠道之间来回移动。但这种移动并不是盲目的，它受到资金报酬率的影响，哪里报酬率高，就往哪里去(当然同时还得比较其风险)。列如，在1967至，1986年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曾实行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时存款机构的存款利率规定了一个上限。其结果是，每当市场利率超过这一上限，便有大量的资金被从存款机构中提取出来，转移到证券市场上，出现所谓的“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或者译作“脱媒”)现象。银行为了夺回失去的资金，开始大量发行商业票据，并且开发出许多新的服务来吸收存款；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金融中介机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参见下文）。结果，大理的资金流动又被纳入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体系中来。这充分说明，资金融通渠道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3年10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327品种是1994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国债期货品种，其标的物是财政部于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票面利率为9．5％，到期本息128．50元，享受两年保值贴补。在保值贴补率不断升高等题材刺激下，327品种的价格屡屡被炒高。1994年7月327上市时价格为131．05元，到1994年12月30日，价位一路冲到147．95元。
1995年初，某些大公司基于对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估计，认为1995年1，月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保值贴补率也将自4月起逐步回落，可流通的新债发行规模较大，于是开始较大规模地做空。然而进入2月份后，由于市场盛传保值贴补率将上升较多，327品种为市场人士看好，价格继续上升。被套空头主力大肆出击压盘，但即便如此，市场价格仍维持在148元以上。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1995年度新债发行的公告，其中可流通部分远远低于市场原先的预期，被视为利多消息。当日上午，先开市的北京、武汉、深圳等地的证券交易中心的327品种价格全线上涨2至3元。沪市开盘后，327品种的价格跳空高开至149．50元，随后又一路上冲到151．30元处盘整。
这一情形对握有大量空头头寸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极为不利。由于对价格走势的错误预期，到1995年2月23日，万国证券共持有180万口的空头头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定其最高持仓量的两倍多。在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下，万国证券试图平仓撤退，但由于持仓量过大，23日上午平仓未果。同时，由于327价格上涨造成的巨额亏空，万国证券必须追加巨额保证金。下午，不甘心失败的万国证券总裁管某孤注一掷，作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策，即式图通过继续大量卖空来压低327品种的结算价格。从下午4点22分工2秒开始，万国证券在明知严重违反交易规则的情况下，在短短8分钟内抛出2070万口空单，成交1044．92万口。大量抛压使得327品种价格直线下泻，从151．30元直至147．50元收市，市场一片混乱。
对这种蓄意违规的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证监会采取了紧急措施：(1)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全国专用信息系统宣布，2月23日下午4时22分12秒后8分钟的327品种交易无效；（2）暂停国债期货的竞价交易，改为在场内办理协议平仓；(3)实行涨跌停板制度；（4）为防止挤兑风潮，由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万国证券提供短期拆借资金5亿元人民币。
根据1995年2月25日公布的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率公告，如果不取消23日最后8分钟的327品种交易，万国证券将有约1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即便不计最后8分钟的交易损失，万国证券也仍有巨额亏损，难以为继。4月，万国证券被并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从上述方面综合来看，一般认为，美国、德国等国是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的国家；英国、日本等国次之；意大利和过去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属于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小的国家。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还处在变革之中。在改革之前，社会资金主要通过财政渠道进行分配，银行的地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各项制度尚不健全，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存在着很强的投资冲动，这种冲动最终通过各专业银行传导到中央银行；同时中央政府的许
多硬性支出又无法减少。中央银行在这些压力面前往往不得不作出让步，很难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曾经多次出现信贷资金过度膨胀的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重视。因此，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成为我国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之一。1995年3月18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其中的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这些规定对于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排除外来干预，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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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与银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是金融业的源头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在银行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习货币银行学是研究金融问题的基础。
本书试图将现代货币银行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现代货币银行理论的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银行学体系。针对国内同类教科书大多只偏重制度性和操作性方面内容的特点，我们试图在理论性内容方面有所加强。在本书的第4篇中，我们以货币理论为切入点，对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和综合，以便使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形成较为深入的认识。本书的第5篇用5章的篇幅较为充分地阐述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结合最近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当然在实践方面，我们也试图反映国际及国内货币银行领域的最新动态。本书还结合课程内容设计了28个专栏，这些专栏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关注现实问题的兴趣。由于篇幅所限，同时也考虑到绝大多数高校的经济类院系都开设了专门的国际金融课程，本书没有对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内容作专门的阐述。
本书适合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计划，我们提出两套教案供教师参考：
(1)对于60一80学时的在校本科生教学，本书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银行学体系，教师可根据自己的侧重点安排全书的教学。若时间有限，建议将第13和14章作一些简化，将第17、18、19和20章作为学生自学内容。
(2)对于函授生和在校专科生而言，本书的4．3节，7．2节，8．2节，8．3节，11．3节，11．5节，15．2节，15．3节，21．3节，13章，“章，17章，18章，19章，20章可以不作要求。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赵先信反复与作者讨论中国的货币政策，并起草了第16、21和22章的初稿；林明和范敏帮助整理了第20和22章的部分原始资料、数字和图表；岳海燕、周滢、罗立丹、顾义河、汤鹏飞协助作者整理了本书的部分专栏；刘宇飞副教授为作者提供了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有用资料；范春梅帮助打印了本书的第10、11、12章，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第19．3节和第23章分别改写自易纲与方星海、易纲与赵晓的合作论文，我们在此对两位合作者表示
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江惠琴、崔蓉，她们为本书的写作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包括文字录入，图表和数字的计算机处理，以及有关资料的收集，并且对本书文字作了润色。本书的索引是黄家英辛勤劳动的成果。
本书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曾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部教材使用。在教学过程中，经济学院96级的本科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贾科、岳海燕、蔡国喜、余晓潮、魏永凤、阳慕哲等同学所提交的学期论文还为本书的专栏提供了部分素材。
当然，本书的不足完全由我们自己负责。虽然我们曾不厌其烦地数易其稿，历时近三年才完成本书的写作，但是由于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我们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易纲 吴有昌
1999年8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