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戴斯勒，马里兰大学政治政策学院教授，曾任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克林研究所高级学者。他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尼日利亚大学和日本国际大学。他也是许多有关美国贸易和外交政策制定的著述的作者或共同作者，包括《误读公众：新孤立主义的神话》（布鲁克林研究所出版社，1999年）、《延长快速道立法》（1997年）、《国家经济委员会》（1996年）、《美元政治》（1989年）和《我们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无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4年）。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文丛：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自1986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被奉为该领域的圭臬。《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文丛：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第一版就获得该年度美国政治学会格莱迪斯·凯末里（Gladys M．Kammerer）最佳公共政策类图书奖。在此后的几版中，该书又收入了1988年实施的重要贸易立法、克林顿政府初期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在全书中，戴斯勒把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将当代贸易一政治斗争置于广阔的历史观中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文丛：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第四版则涵盖了截止于2005年初的最近十年的进展。作者发现，随着美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和传统的商业保护主义思潮的消退，贸易政策面临着新的阻碍。对全球化的反应〔这也是戴维·理查森（J. David Richardson）指导的本研究所另一个重点项目的主题〕引起了有关贸易协定是否应该包括及如何处理劳动与环境标准的争论。众议院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激烈冲突削弱了长期以来两党对筹款委员会新制定的贸易法规的一致支持。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引起了人们对在这一逆差中占有最大份额的国家——中国的关切。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文丛：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讲述了有关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进展：刚成立十载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成就、对反倾销法等限制贸易程序的持续争议，以及美国加强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举措等。戴斯勒在本书新的一版中提出了应该把实质问题与政治相结合的观点。美国应该通过谈判来消除贸易壁垒，从而完成其向全球化的过渡。但此举应当与更为宽宏、有效的国内政策同时进行，使受到经济变化伤害的美国人得到补偿，并且使他们具有参与新的全球化经济的竞争能力。戴斯勒认为，这是使美国人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它形成了一个理应受到两党一致欢迎的政治平衡方案。

　　《美国贸易政治》备受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推崇，被公认为了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最权威著作。该书采用了政治过程的分析方法，是真正的贸易政治视角。它突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贸易政治发展趋势与方向的重要作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勇博士
　　
　　《美国贸易政治》一书紧贴现实，有关新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两党有关对外贸易的政治共识的变化等的论述都对理解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很有帮助。本书对美国贸易政治和政策的论述系统，脉络完整清晰，确实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经济室 王荣军副研究员
　　
　　要想了解美国对外贸易（包括对华贸易）的政治运作过程，就不能不了解美国的贸易政治；要想了解美国的贸易政治，就不能不读戴斯勒教授的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研究美国贸易政治最好的一本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胡礼忠教授
　　
　　戴斯勒的《美国贸易政治》……一直被奉为该领域的圭臬……戴斯勒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将当代贸易—政治斗争置于广阔的历史观中进行了分析。
　　——C.Fred Bergsten，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主任
　　
　　该书迄今仍然是研究贸易政治的最好的单卷本成果，堪称真正的经典。
　　——Stephen Hagga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

　　政府在1979年要批准参加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请求给了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新机会。其最低要求是为履行早些时候谈成的非关税壁垒规则进行立法。由于主要国家无法解决在例外条款问题上的分歧，使拟议中的保障规则无法完成，所以，美国法律中关于例外条款救助的201条款也没有修改。
　　但是，有关补贴和抵消性措施以及反倾销的法规是多边贸易谈判致力完成的事情。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说，针对前者的谈判是在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推动下进行的，该观点认为“可悲的是，目前关于补贴和抵消性关税的规则无法应对由一大堆微妙（有时则不那么微妙）的政府出口补贴对进口经济体产生的压力”。既然这一法规已经制定完了，就必须进行立法，使美国法律与之相符。美国必须在其法律中加上以下规定：在向来自遵守该法规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抵消性关税之前必须提出“受到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可是，只要法律上的变动与这些法规以及美国的其他国际义务相一致，就可以对国内法律进行更大范围的修订。于是，重新审议这些法律便成了批准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讨价还价过程的一部分。
　　在1974年的法案中，国会承诺对总统提出的任何履行协议的议案立即进行“同意与否”的表决。为了得到国会尽可能多的支持，卡特政府负责国内外谈判事务的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接受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建议，将该议案交给国会山策划和起草，作为两大机构之间的合作成果（见本书第4章）。钢铁业等主要产业及与其相关的参议员如约翰·海因茨等人明确表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贸易救助法律。这一回，他们要求保证这些法律能向申诉人提供有效、及时的救助。斯特劳斯则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条件，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最明显的修改之处——在向来自遵守法规的国家的产品征收一切抵消性关税之前必须提出“受到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具有强化了寻求救助的企业必须达到的标准这一正式效果。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挫败了参议院关于降低“损害”一词之要求的提案。为欧共体游说的人积极支持实行更加严厉的标准。尽管如此，“实质性损害”仍然被界定为“非没有造成后果、没有实质性和不重大的损害”；比起例外条款规定进口商品必须“是造成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的标准，这一定义显然要低得多。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使美国法律符合关贸总协定和国际惯例，这个受损害标准使在今后的申诉中实施抵消性关税成为合法行为。
　　如果说新的受损标准影响了获取贸易救助的标准，《1979年贸易协定法案》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帮助申诉人——修改实施该法的程序和行政管理方法。它不仅对所有抵消性关税案例，也对具体审理步骤规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比如，调查工作必须在20天内展开，而且只有那些“显然无足轻重的”申诉——申诉人不能合理地提供关键信息的诉案——才可以不进行任何正式调查就予以驳回。从开始调查到作出裁定的整个时间表缩短了，正式诉案的处置期限是从7个月到1年不等。这样做往往有利于申诉人，因为外国政府和企业为了反驳寻求救助者提出的数据而准备复杂的反诉所需的时间比以前减少了。此外，如果初步发现补贴行为（和损害），进口商这时必须在申诉书提交后3个月（而不是1年）内交付保证金。这样便于更快地实行有效的贸易限制。对于反倾销程序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缩短时限，加快出口企业缴纳或预付惩罚性关税的速度，并且提高开放性和司法审查效率。
　　……

导读：美国贸易政治逻辑的经典探索
中文版序言
序言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起源：1934-1970年
第1章 根本问题：政治失衡
第2章 1934年体制：保护国会

第二部分 弱化与调整：1971-1994年
第3章 更为严峻的世界：贸易政策背景的变化
第4章 自我保护能力下降的国会
第5章 四面受敌的行政机构
第6章 修改规则：政府贸易补偿措施的兴起
第7章 国内政坛：冲突出现新特点
第8章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了

第三部分 两极化：1995年至今
第9章 传统保护主义日趋式微
第10章 新问题，新僵局
第11章 新世纪的党派夙怨与贸易政治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2章 使美国适应全球化

附录A
术语解释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