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当年曾富甲一方的外贸商行同文（孚）行潘启、潘有度、潘正炜三代行商的真实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当年行商创业、守业的艰辛，应对官府、外商的技巧，承担破产同行债务及贪官勒索财物的重压，以及他们在对外贸易中所体现的中国商人诚信经营及拒绝非法鸦片贸易的商业道德，在中外冲突中所体现的与国家共进退的民族精神、爱国精神，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到作为清代粤商所特有的对中外文化的包容、吸纳，勇于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开放性、开拓性、进取性。从这一典型的商行、家族的历史变迁中，人们同时可以看到当时十三行运作的各项制度。

　　保商(均是富裕的洋商)除了接待洋船外，还要疲于奔命去应付南洋各国
　　贡船贸易。而洋商只想专办西洋货税，以减轻负担。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并
　　不如意。这时，清政府意识到通过控制公行既可以在与西洋贸易中获取巨大
　　利益，又能强化控制商贾手中的商业资本，使商人终生服务于皇朝的政治和
　　经济。为此，政府为了充实已建立的保商制度，乘机将“公行”制度化，完
　　善了封建王朝对外贸的管理体系。
　　“公行”复设，需要有领导才能的富商充任商总(行首)，清政府通过控
　　制行首，以达到洋商间相互制约的目的。清政府选择潘启充任首任商总，主
　　要是他的资金充裕，从他身上可挤出丰厚的钱财，他的办事能力强，不至于
　　“仰外国人鼻息行事”，“为夷人所挟持”，减轻对内外商人勾结导致损害
　　皇朝政权的稳定的忧虑。潘启人缘关系好，处事有分寸，政府寄望他能成为
　　皇廷手中的驯服工具。
　　另一方面，“公行”也是出于为适应清政府的封建外交体制需要而产生
　　的。为维护天朝尊严和体面，清政府限制官员与外商直接接触，然而，政府
　　官员又不能不与夷商交往。这种矛盾，不得不通过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
　　法来解决，通过“公行”去完成这样的使命是最合适的。于是，以潘启为首
　　的广州十三行“公行”洋商充当政府与外商对话的传话人，在商务上他们既
　　是外国商人的对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人。洋商既是
　　外商在华期间遵守中国法律的担保人，又是监管人。“公行”实际上充当了
　　“闭关政策”的工具。它阻隔了中外政治、经济的联系。这里，“闭关”是
　　指范畴而言，而非指具体的表面的海关“开”与“闭”。对西方商人来说，
　　“公行”隔断了他们同官方、中国内地商人和其他商人的联系，自然引起外
　　国商人的愤懑。他们抱怨说“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
　　可言”。[40]“公行”组织并无商人的合资经营，洋行均是以经济实力有限
　　的单个家族经营，“公行”中的各洋商仍是各顾各业，资本分散，众多的洋
　　商资金明显短缺。而西方各国组建的东印度公司的建制采用股份制则迥然不
　　同，股份制企业具有商业资本充裕的优势。“公行”制度建立以保障海关税
　　饷征收为前提，海关制订的条款规定了商品的进出口税必须于满关后三个月
　　由洋商完纳，即使洋货滞销的情况下，仍要按期缴纳货税；条款规定洋商不
　　许拖欠夷人银两，倘有洋商因欠夷债而破产时，同业有义务为其代偿债务的
　　连带无限责任，这就确保了外商的利益。然而，却缺少确保洋商利益的有效
　　措施，洋商难以筹措资金，这就潜藏日后他们因“商欠”而频频破产的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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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同文行洋商潘启
第一章 潘启(潘启官一世)：同文行创办人
一 根扎广州创立同文商行
二 善于经营成为洋商首富
三 公行首领与公行设裁
四 经商致胜之道——务实进取
五 环境造就的特殊心态与涵养
六 儒商家族与家园
第二章 潘启史料及学者评述
一 潘启传略
二 同文行的商务拓展
三 走向世界的商人
四 贾而好儒与乐善好施
五 肩挑外事重担
六 潘启与“天子南库”
七 潘启与中西文化交流
八 家世及家族人文风尚
第二编 周文(孚)行洋商潘有度
第一章 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
一 潘有度及其家族
二 个性与生活态度
三 经商的时代背景
四 潘有度的事业经营
五 成功的其他因素
第二章 潘有度史料及学者评述
一 同文(孚)行商务
二 承办税饷与繁重的外事交涉
三 海关监督的婪索
四 退商的波折
五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潘有度作为
六 潘有度与“天子南库”
七 造福乡梓
八 商馆与居宅
第三编 周孚行洋商潘正炜
第一章 潘正炜(潘启官三世)：经历鸦片战争时代洋行商人
一 疲乏的商业
二 鸦片战争中奋起
三 商贾名门与书香家风
四 传承与发扬国粹
五 家居与家庭
第二章 潘正炜史料及学者评述
一 潘正炜传略
二 同孚行商务及营商环境
三 战前洋商参与的中外交涉
四 鸦片战争与潘正炜
五 潘正炜的文化业绩
六 家居的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