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诸大海的联系，千百年来，中国沿海居民断断续续地同海外许多国家进行着种种不同形式的交往，构建着丰富多彩的海洋文明。本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月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意在较长的时空架构下，寻找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的轨迹，探究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本书内容有考证，有分析：在经济、贸易之外，更扩及人员的互访与文化的交流。
旧的论题、如郑和下西洋，作者提出新的看法，从追寻苏木、胡椒与长颈鹿来探讨船队成行的动机。
新开发的论题，如在讨 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指出中文常见的“公司”一司，早在十七世纪以后就已成为马来文的字根；再如中国人何时开始食用海参等等，于严肃的学术意义之外，另具一般性的趣味。
涉及了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地区的交往，特别注重广州厦门的对外贸易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在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深入的探讨。
对广东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潘启官一世及他的儿子潘有度，1834年被西方人视为世界首富的伍秉鉴都有详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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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伟强
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的类似主张。这说明了有史以来海洋在有些国家和有些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翻开历史，确实如此。15世纪末，在西欧人领导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三代霸主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马汉的海权理论带进白宫后开始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控制了世界海洋。日本的振兴是因为明治天皇从美国海军准将柏利仅带四条军舰就叩开国门的屈辱中领悟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必须“拓万里之波涛”。
中国历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以大陆或陆地为中心的，用这种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很自然，至少在近代以前可以这样说。但时至今日，只有这个角度已远远不够，必须辅以海洋视角，才足以了解中国文明的面貌，诠释世界文明的变迁。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学生、台湾学者陈国栋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解读中国历史的海洋视角。该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17、18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所谓海洋中国，用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的发展。”该书亦把大部分笔墨用在对我国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评介上面。但我们从书中领略出的却是，海洋中国虽然有过鼎盛时期，却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在鸦片战争前越来越走向式微，终致后来沦落为任欧洲列强宰割的“鱼肉”。
事实上，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该书所述的“注辇、三佛齐与中国之间的船运和贸易”，就显示出当时中国船的航程之远已到达南印度西海岸的故临港。明朝1405-1433年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率领由两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对于这个历来颇受关注和评论的事件，作者另辟蹊径，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目的是促使海外邦国前来朝贡，同时带来中国所没有的商品，满足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朝贡体制”的弊端和逐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