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是衡量进出口价格对一个国家是否有利，从而研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长期以来，经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时期对外贸易中的所谓不等价交换问题有许多论述，但关于贸易利益变动趋势的专门研究较少，本章我们将动态地考察这一问题。
一、“贸易条件”的理论说明
贸易条件(Term 0f Trade)，也称进出口比价，就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来说，通常是指其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水平和进口价格水平的对比，这种对比经常是用贸易条件指数来反映的。根据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含义，贸易条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有以下三种：
第一，与贸易商品交换比率有关的贸易条什，如纯贸易条件(Net Terms of Trade)、总交易贸易条件(Gross Barter Terms ofTrade)和收入贸易条什(Income Terms of Trae)：
第二，与生产要素交换比率有关的贸易条件，如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il Terms of Trade)和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of Trade)：
第三，与效用分析有关的贸易条件，如实际生产费用贸易条件(Real Coast Terms of Trade)和效用贸易条件(Utility Terms of Trade)。
关于近代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还可举出若干例证，惟其重要性与上述几方面相比已是大为减弱，于此不赘。
四、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
前面我们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因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都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而现代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形成的快慢，往往是促进和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里曾广泛流行，从而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一)资本形成的重要性
资本是一种稀缺性强的生产资源。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沦，资本的来源是储蓄，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储蓄又称为“资本积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而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资本稀缺问题，尤其是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以及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其生产往往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或是自给性生产占主导地位，其消费往往是实物性消费而不是货币性消费，这种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同极端贫困化的结合使国民收入剩余的数量极其有限。资本形成的困难成为这些国家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影响早期现代经济增长效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对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都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低，储蓄水平低所导致的资本形成不足又使生产规模狭小，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必然形成低经济增长率，从而造成新的一轮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消费和低购买力，低购买力造成市场狭小，引起投资引诱不足，也就缺乏资本形成动力，这就必然造成生产规模狭小，从而如上述机制一样地造成新一轮低收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两种循环都极难打破，由此，纳克斯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个国家是因为贫穷才贫穷。”纳克斯之后，纳尔逊(R．R．Nelson)又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其结果与“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一致的。
尽管“贫困恶性循环”难以被打破，或者说“低水平均衡陷阱”难以摆脱，但发展经济学家仍燃在理论上做了许多努力。1957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哈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这种理论的含义是，既然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受“贫困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困扰，要打破这种困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下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增长较大地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到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水平。由此可见，利本斯坦只是指出了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环节，但仍然不能提出一个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不能在此责难理论上的贫乏无力，这确是一个理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对外贸易行为利得向资本的转化
近代中国的资本形成极为困难，民生艰难导致的低储蓄率不足以积累起达到“临界最小努力”所要求的资本量，富裕的绅士阶层将其剥削所得用于奢华的生活消费，剩余部分则热衷投资于土地以收取地租或放高利贷以收取高额利息。但是，近代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起毕竟在实践上开始了打破“恶性循环”的努力。初始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官办企业)、外资(包括国际资本流动、政府对外借款的即时资本化、外商。企业赢利的再投资等)、华侨汇款(除去用于消费的部分)、对外贸易行为利得(同对外贸易直接相联系的国内贸易所获得的利润也包括在内，它有时甚至占整个对外贸易利润的大部分，并主要集中在买办手中）、其他社会资金（来源于地租和高利贷利息而不再继续投资于土地和高利贷的部分）。下面评述一下对外留易对资本形成的作用。
展开
一、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对外贸易的基础
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必然受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支配。研究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研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商品的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也就不会产生国民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异，对外贸易也就不会存在，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效益——微观的和宏观的也就无从谈起。
商品的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转移的内在机制，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予以说明。马克思曾经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中有关对外贸易、国际价值等都有精辟、深刻的议论。尽管如此，马克思本人没有完成他的研究计划，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地可以用以解释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
商品的国际价值是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情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并把分散的地方市场联接成一个整体的全国市场，在这个整体的全国市场上，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其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现有的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是指当时的一个生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生产吋已经达到的技术装备水平。但在社会标准生产条件下，由于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不同，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一样，在此情况下，价值就只能由社会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即中等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决定。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在国际间的流通使各个国内市场进一步联合成更扩大的国际市场，社会劳动获得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作为个别国家的劳动，而且作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而出现。当商品交换变成世界性的交换，社会劳动便具有了普遍的国际性质，“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里面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的劳动来发展”①。所以，使国民劳动具有国际劳动或世界劳动的资格，同时使国民价值转化成国际价值，以国际分工为联系的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形成是其首要的条件，
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和国际价值量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尽管两者在量上是有差别的，这种量的差别所决定的价格不同导致了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但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商品的国别价值既然由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么商品的国际价值自然就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世界市场上， “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就形成了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②，这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可以看作是世界的或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
际价值量就是由这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所决定。 但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到底如何计量，马克思本人未加论述。前民主德国学者科尔梅认为国际价值量的近似值可以这样来计量：“一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等于一个单位的国际价值，一种商品的国际价值就是
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加权算术平均数，权数是该品的各国出口量，或者是各出口的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