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商人政治味浓
北京商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倘若有几天没了解一些国家大事，就会委实的不舒坦。于是有人戏言：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那政治水平够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
北京商人地处“天子脚下”，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使他们充满了自信。由于位于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商人的商业活动都或多或少带了一些政治味。
在北京这样一个崇尚政治的背景下，北京商人养成了一种重背景、重身份的经商传统。
一位旅京的外地商人感慨：“北京人简直个个都是政治家。”
老舍曾经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即使经历了建国50多年的风风雨雨，即使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来利益观念的转变，北京人对政治依然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和澎湃的激情。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首都北京高官云集，外地人是“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北京人有着十分敏感的政治神经，他们看待任何事情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谈论起政治大气凛然，大有指点江山之势。
事实上，北京人热心政治的传统已久。历史上“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运动都是始于北京。作为首都人，北京人觉得自己关心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这些意识使北京人的人格里刻下了深深的政治信念，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
“9·11事件”以后，一位广东商人进京谈生意。出租车上，司机和他聊起了恐怖主义。他进商场购物，又听到几位服务小姐在谈恐怖主义。刚进谈判室，尚未落座，对方代表就向他招呼：“哥们儿，下回恐怖分子不知又要对付哪儿了?”。广东商人不胜惊讶，并感慨地说：“你们北京人简直个个都是政治家。”
广仔的结论并非胡言。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似乎就是对北京商人说的。北京商人是货真价实、味道纯正的“政治动物”。
浓厚的政治情结使北京商人都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三句话上来就直奔政治主题，聊起政治大事口若悬河，如数家珍，难怪人们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商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倘若有几天没了解到一些国家大事，就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委实的不舒坦。于是有人戏言：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出几个生意人，那政治水平够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
与政治崇拜关联的，就是北京人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如果你在北京街头看到一堪称英俊潇洒的小伙，挽着一位面色苍黄的“丑小鸭”的时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很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局长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北京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也常常将商业活动与政治联系起来，然后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去分析、去揣摸、去猜测、去评价。比如说如果你的名片上赫然印的是某某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或总裁，北京商人便会对你油然而生敬意，与你认真谈生意，而如果你的家族或朋友中有在政府为官者，北京商人则会让企业中总裁一号的人物亲自出马，与你洽谈生意，并且招呼极为周到，丝毫不会怠慢。
一位革命导师说过，经济与政治是对双胞胎，诚哉斯言，要不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叫《经济学》，而我们的教科书是《政治经济学》。
一份难解的“政治情结”，使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官商也在北京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历史上看，北京商人善于利用权力经商。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在南方，企业家是盯市场，注意市场变化；而在北京，企业家则是盯官场，“当好厂长当市长”，是不少厂长、经理的奋斗目标。由厂长而市长，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成功企业家的模式，事实上一些厂长、市长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有人说：“广东人只问什么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全去干；上海人只问什么能干，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问什么能干，但能干的还要再观望观望。观望什么?政治动向和政治气候，看是否符合上面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识对北京商人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企业家以其政治的敏感性盯“官场”，因而对企业负责不足又对官场负责过余，企业行为容易随上级意志变化，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而是看上级眼色行事；企业家盯“官场”，其精力往往多使用在“官场”中，而对开发市场的劲头不大、想法不多；企业家盯“官场”，容易使企业经营活动政治化，多拿奖状，多拿锦旗，多官员视察的照片。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在商业活动中掺杂进些许的政治，往往会促进商业活动的开展。然而，作为商人，像北京商人这样热衷于政治，往往会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一些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大做表面文章而忽略了企业的实质性建设，同时因为过分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而错过了市场中许多商机。因此，北京商人应当加强对商业的忠心，避免官气有余，而“商气”不足。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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