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史学家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不一而足；占首位者在于推翻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此后，中国无人敢称帝，称帝必败。换言之，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思想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
排在第二位的，似乎是他的平民主义思想，即使在生活小节上，也处处显出伟大的人格力量。
对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说，衣食住行往往归于生活小节一类。社会心理总认为大人物理应比一般人生活得好，只要不过分奢侈挥霍就行；如果也讲究节约俭朴，那就近乎发生奇迹一般，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孙中山就是这奇迹的创造者，生活上始终平民化，于是赢得了广大平民加倍的尊敬与爱戴。
下边，我们不妨看看这位伟人在上海的一些生活细节。
1911年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翌年元旦，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他在上海荣昌祥西服店定做过几套西服，一穿就是十来年。当他再次光
顾荣昌祥时，店员以为又来了西服生意，不料孙中山让卫士打开一个包袱，抖出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要求店员以此为蓝本，按他的设计意图作些改造，做出一套直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不久。孙中山来店试穿，认为服式简朴庄重，胜于西服，称得上价廉物美。后来即以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为中山装。
为设计中山装，孙中山颇费过一番心思，例如袋盖取倒山形笔架式，意味着重视知识文化；七颗纽扣改为五颗，则象征五权宪法，等等。当他穿上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还说过总结性的话：“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
从此，这套中山装一直伴随着他，在讨伐陈炯明叛变的战场上，在改组国民党的“一大”会场上，直至1924年冬北上，途经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孙中山一直穿着这套中山装。由于革命领袖的提倡，中山装就成了中国男子最通行、最喜欢的服装。
应该说，其中省钱是一大考虑。
为了穿衣少花钱，孙中山很少做新衣服。一天，永安公司经理郭彪发现孙中山没有像样的冬衣，就做了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派人送到莫利哀路29号。当时孙中山不在家，就由卫士马湘代为收下。孙中山回来知道后，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去还给他吧。”几天后，郭彪来访，孙中山就当面向他解释：“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将赚得资金拿来办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中国积弱，积贫，老百姓为了维持生活，必须节衣缩食。孙中山深切了解民生疾苦，所以不但不沾烟酒，不近女色，且凡事能省即省。他当上大总统后，总统府里有些官员以前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养尊处优已成习惯，每餐菜金定得很高，要三块钱，按理大总统应该吃得更好，但孙中山自定每餐四角钱，吃些豆芽、猪血等菜肴，还说这些菜如何如何有营养。在家里他更注意节约，卫士、秘书、仆人加上他们夫妇俩，每天菜金却不得超过两块钱。一天，曾当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留下吃饭，孙只得加菜，命仆人去菜馆买来一只卤水鸡。不一会儿，唐把鸡吃完了，就等着，以为后边还有别的菜。孙看出来了，问马湘：“还有什么菜？”结果马湘去厨房端出一些咸鱼。唐边吃边说：“我吃惯了，一只烧鹅，我一餐可以吃完，因此家里只有几口人，每餐菜金就得十块钱。”
这样的事一多，来客都有了思想准备，留下只能吃家常便饭。有一天，伍廷芳、伍梯云与唐绍仪等来谈事情谈晚了，孙中山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便推辞道：“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从日本回上海，住在环龙路（即今南昌路）63号。一天，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访，临走拉住马湘问：“孙中山先生的房子太不像样了，是他自己的吗？”马湘告以实情，是租来的，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四位华侨听了大为吃惊，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
他们这回来上海想投资办化妆品厂的，有些股东也在上海，四人就在股东会议上提议送一幢房子给孙中山，大家通过后就买下莫利哀路29号。那是一幢带网球场的花园洋房，一切布置妥当后，四人又来拜访孙中山，经再三恳切说明，孙才答应收下。
卫士们感到苦恼的另一件事，便是孙中山没有自备汽车，给保卫工作增加困难暂且不说，有时还遭人白眼。一天，一位美国中将请孙中山去他家赴宴。孙由马湘陪着雇马车按时前去，不料半途车轮脱轴，且天下大雨，马湘便打开一顶雨伞与孙中山步行。抵达目的地，马湘上前按铃。门开了一道缝，随即门又关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马湘从矮墙往里看，见台阶上有个外国人，便用英语喊道：“孙博士来了。”那个外国人立即奔过来开门，并与孙热烈握手。进去后，门房间马湘：“孙博士是谁？”马湘答道：“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他就是孙文。”门房十分惊讶，说：“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来访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听到汽车响声，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开门。”马湘为了顾面子，只得谎称：“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所以改为步行。”
餐毕，美国将军送客出来，并表示要用汽车送孙中山回家。孙答道：“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
这时，雨停了，孙中山便与马湘步行回寓，省下了这份车钱。
有一天，孙中山偕夫人由马湘陪着，步行到棋盘街旧书店，选购了一批线装书。马湘用包袱布包好书后，说：“先生，可否雇一辆马车回去？”孙点点头：“好，这么重的书背着是不
好走的。”说着他一摸衣袋，发现带来的钱全买了书，已身五分文，就问宋庆龄有没有钱？偏偏宋身边没带钱，最后马湘从口袋里找到了4角钱，才雇了辆马车回去。
1887年仲夏，一对新人在上海结为夫妇。新郎名叫宋耀如，二十一岁，海南人，十二岁随堂舅去美国谋生，当过丝茶店学徒，神学院学生，1885年毕业于万德华尔特大学，翌年1月被派来上海，任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传教士。新娘名叫倪桂珍，十八岁，知书识礼，聪慧秀丽，乃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婚后不久，新郎辞去月薪十五美元的神职，创办华美书馆，嗣后投身反清革命，以印刷《圣经》等出版物所得利润资助革命，被孙中山誉为“隐君子”，即表面上看是皈依上帝的出版商，实际上是革命者。夫唱妇随，宋家一度简直成了革命者的据点，孙中山来沪，常常下榻于宋家。
1890年，长女宋蔼龄降生，越三年，次女宋庆龄呱呱坠地，接着是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相继来到人世……
宋氏三姊妹无一例外地由启蒙教育而上海中西女校而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个个英语纯熟，以英文写作甚至不逊于母语中文。
宋蔼龄首先学成归来，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数年后，与孔祥熙结为夫妇。她遗下了一个空缺。
那时是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宋耀如也处境艰危，决定举家迁居日本暂避袁贼凶焰。当然，毕业归来的宋庆龄只得去日本与父母团聚。
宋庆龄数度拜访她深深仰慕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唤他“孙叔叔”，不久，她接任大姐遗下的英文秘书一职，改口唤他“孙先生”，渐渐，“孙”字从她嘴边消失，以“先生”相称不
算，还要“先生”也改改口，别唤她“宋秘书”，要直呼其名——庆龄。
“为什么？”
“我听起来不顺耳。”
“你就是我的秘书，怎么不顺耳？”
“你自己想去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二十一岁的她向四十九岁的他抛出绣球……
孙中山失眠了，他觉得横亘于其间至少有五道难关。
一、宋庆龄父母关；二、自己原配夫人关；三、革命党内关；四、社会舆论关；五、教会干预关。
过了一些日子，孙中山向她道出“五关”之难。
她的回答振振有词：“只要你不怕，我就敢跟！在一个革命者面前，五关，没有什么了不起，原是人们给自己图画的‘牢笼’，我们献身革命，还不是冲破思想牢笼，砸去束缚自己
身上的锁链！”
孙中山暗暗叹服，她一下子答得那么在理，足证她决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是很慎重的。
那就齐心协力“破关”。
果然，宋氏家族除了小妹美龄表示理解、同情外，几乎人人反对这门亲事，在百般劝说无效之后，家庭会议作出决定：举家秘密返沪，并尽快为庆龄另择佳偶。
与此同时，宋耀如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一幢住宅。这里是法租界，袁世凯的权力鞭长莫及，为了更保险些，长袖善舞的宋蔼龄既争取到中部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提供的保护，又说动上海青帮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要他们多加关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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