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挑战“黄油”论
与中国脆弱的石油工业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西方石油地质界强加于中国的“贫油”理论。
石油深藏于地下。为了找到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石油的成因问题。1864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亨特第一次提出了石油成因理论。他详细阐明了低等海洋生物可能是石油的原始母质，在北美古代岩石中，曾产生沥青的有机物质或是由海洋植物衍生而来，或是由海洋动物的残余物衍生而来。此后，绝大多数西方石油地质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石油都产生于海相沉积物中。他们认为，海相沉积盆地易于生油，而陆相沉积盆地不易生油，因为陆地森林更易生成煤层。
这种海相生油的理论就把中国划在了贫油的圈子里。由于中国大地构造大都属于陆相沉积，于是许多西方学者便认定中国的陆相沉积环境不可能形成大油田，由陆相贫油推导出中国贫油的结论。
最早提出中国“贫油”理论的是两个到延长油田考察的美国人，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叫马栋臣和王国栋。此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地质专家，对我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石油调查勘探，并钻井7口，结论是：“从整体来看，石炭纪以后的地层，主要是陆相成因，绝大部分地层缺乏能够生成大量石油的富含有机质的页岩，适当盖层很少，因为以沙盖为主的地层易于造成石油的散失，而不利于石油的聚集。”通俗些说，就是中国的地质构造不会有大油田。这一结论对世界影响很大，它更印证了中国贫油的理论。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地质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到中国进行石油地质调查。1922年2月，他在美国矿冶工程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也和华北地区一样，不会大量含油”。
与中国的仁人志士坚持不懈地发展民族石油工业几乎同时，一些中国的地质学家也向中国贫油理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挑战。1923年，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王竹泉去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根据采到的鱼化石，纠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对地层划分的错误。1931年，王竹泉又与潘钟祥等调查侏罗系与三叠系的接触关系，次年继续在绥德、清涧、延川、延安等地进行地质普查，其调查成果成为后来潘钟祥创立陆相生油理论的基础。1928年，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批驳了“陆相无油”和“中国贫油”的理论，他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出油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以后，他又提出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索’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等论点。
1941年，潘钟祥根据西北和四川发现的油气情况，并参考了莱亭格尔论文中关于美国科罗拉多西北部的泡德瓦胥油田石油产自陆相始新统砂岩中的实例，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文中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也来自淡水沉积物。”1947年，阮维周在《东北石油资料及石油工业》一文中，分析日伪找油失败的原因后认为，在东北是能够找到石油的。1948年，翁文灏在《中国石油地质概论》中，又把松辽盆地列为具有含石油远景的地区。
中国地质学家的上述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陆相生油的机理和石油分布规律，为陆相生油理论的最后确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真正推翻中国贫油的结论，直到1950年美国出版的《石油事实与数据》统计中，还把我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一并列为石油远景最差的国家。
中国是否贫油，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找出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中国人才能真正摘掉“贫油”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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