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已从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向制度性开放阶段，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实行更为自由的外贸政策和内贸政策，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品的流通将更加自由。中国人世对“三农”的潜在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表现出较好的整合度（田维明，1999；黄季煜等，2002），也就说人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将波及到全国广大地区。一些研究表明，中国人世给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带来的机会也并不是均等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9；卢锋、梅孝峰，2000），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将更容易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由于资源禀赋等多方差异，贫困地区从农产品自由贸易中受益的机会将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可能导致贫困的加剧。菲尔思密斯（2000）的研究提醒我们，由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中国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劳动力需求降低，但由于城市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加上城市业已存在的下岗或失业，这些地区的农民涌入城市，会增加城市中业已居高不下的流动人口量，形成更严重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王少广（2000）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地区差距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可能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政策制定和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努力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主要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人世对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出新的要求，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明确中国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农村扶贫工作，才能保证贫困农户能够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至少是不出现贫困加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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