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农民工遭遇侵权的案件中，一些人会把责任归咎于农民的素质，文化程度不高、法盲，云云。诚然，其中有些道理，然而我认为，发话者大多数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君不见，当下的用人单位已占尽优势，在“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农民工”的情况下，哪个农民工敢强硬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签劳动合同，必须买保险，必须依法定时间作息，必须按时发放工资呢？农民的妥协是基于现实产生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请再次看看“三水二友公司矽肺病事件”吧。在媒体介入，部分重症患者获赔之后，却有不少疑似病例的农民工放弃了维权。千万不要说他们是法盲，相反，他们是当下劳务市场潜规则的洞悉者。他们从自己磨砺多年的经验，从同行口耳相传的经验出发，能够准确判断事件的最终处理方向和结果。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难以预料的赔偿结果，在原地干耗。谁有这个时问和精力呢？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还要养家糊口，耗在原地谁发工资？无独有偶，3年前，我在深圳市还接触了一例类似个案。那例个案事后闻名全国。宝安区一家手表厂为防窃，竟然把摄像头装进农民工男厕！后来，十几名农民工联合起来，起诉该手表厂，并有律师对其进行法律援助。数月后，一审判决有果，但没有完全支持农民工的诉讼请求。就在代理律师准备提起上诉时，却发现一个尴尬现象：十几名原告只能找到一名，其他的都远走谋生去了。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就地等待判决，维持基本生活才是最紧迫的事。最后，这起臭名昭著的摄像头装进男厕的官司终于以不了了之而收场。
比较上述两例个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农民工的境遇在本质上何其相似，而这一辛酸的相似性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不错，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绝对不是弱智。他们除了具有与生俱来的淳朴，还有艰难生活锻炼出来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或者说是精明。游走于城市的空隙当中，算账算得不清是不行的。我是一名记者，一个所谓的白领，也经常为农民工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智性感到吃惊。比如，农民工在向我报料时，便会比较《南方农村报》和兄弟媒体《南方都市报》、在影响力方面的优劣势，考虑两者的报道，哪一个会对他们相关事件的处理更为有利。农民工的选择正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了我，并影响着我的人生观。
与强烈反对把农民工弱智化一样，我还强烈反对把农民工妖魔化。尽管农民工的进入的确给城市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但是，这些负面效应与他们给城市所作的贡献相比，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并且，更多的时候，农民工所造成的麻烦，往往并不在于他们的错误。你能说，在跳楼讨薪事件中，农民工仅仅想作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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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艺平
与“三农”研究的“问题化”倾向相比，“三农”研究的理性化却十分不足，以致于“三农”研究的水平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提升。目前，“三农”问题已转化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的研究更需要学术性和理性化。
本书的推出，不是图“热闹”，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的思考！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勇
南方农村报编辑和记者用真诚写出的这些文字，让我们体会到知识分子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应该说，在现代社会里，这些生活在城市文明里的编辑记者，能对农民现实处境有这样的关怀，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也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于建嵘
眼下关于“三农”问题的书不在少数，可真正用心与脚步写就的屈指可数。我青睐这类书的原因很简单：用心去写，才能感同身受，真正理解农民的苦难；用脚步去写，才能真实反映出“三农”的真实状况。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顾问 李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