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易宪容和70年代的创意快枪手
    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做比较，会非常有意思。他们有太大的差异，一个在国家首都北京，一个在西部重镇成都；一个是老者，一个是少年；一个聊天的话都可以成为媒体头条，而另一个至今只能将大块文章发到互联网上，接受海量信息如潮水般的洗刷。
    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差异，如果不是《房地产神曲》这本书，我完全不会注意到有“创意快枪手”这个人，更不会将其和最近的地产明星做比较。然而一比较，就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应该说这两个还是有些类似的东西，否则这种比较就无从谈起。首先，两个人都对目前的房地产生意发出批判之音，前者名起于“房地产威胁经济论”，言简意赅，杀伤力强，到“上海房价降50％”达到高峰，最近还在劝说消费者捂经口袋，房价绝对降。后者的言论冲击性更猛烈，如《房地产的色狼形态》、《开发商的七宗罪》，虽无宏观之广阔，但对准房地产内部问题，刀刀入脉。
    然而，这看似立场相同的观点，细细对比之下，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性。个人觉得易宪容的立论趋于破坏，大有开发商给我一拳，我一定回敬一腿的意思，非要弄个鱼死网破。而后者的立论趋于建设，通读《房地产神曲》前半部分，从“国家、开发商、老百姓”的棒虎虫鸡游戏看待房地产行业，得出开发商必遭打击的结论，并从三元关系中去总结过去开发行为的罪过。然后又积极探索三者共赢的行业模式，并给出一个方向性的“平台论”。虽然行文毫不客气，但出发点也是绝对客观公正。
    一个为破而破，一个为立而破，易宪容和创意快枪手的差异，实际上是年代的特性所致。50年代人是这个社会的权力者，可以让事物生起来，也可以让事物死下去，易先生显得潇洒十足，一副为民请命的壮士风度。而70年代的创意快枪手，则代表了社会新生代的立场，他们暂时处于权力场的外围，不但要为舞台而奋力拼搏，还得保护舞台的完好，将房地产业当作自己的饭碗。
    绕有趣味的是，易先生瞄准开火的，正是自己同一时代的权力者，这种话语斗争，属于同一人群的内部斗争，大家都拥有火力相同的武器，开发商们轻易掌握话语平台，而易先生也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职务赋予了他相应的地位。两强相斗，必定两败俱伤。
    而70年代的创意快枪手们则不同了，做为新兴群体，暂时处于社会权力的边缘，他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通过边缘的BBS，惊天叹地的美文，最多获得数千的点击率，并迅速的冲刷到第二页，比起易先生任何一句话，影响力可谓小得多。而且易先生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做调查，开个车从城市南到城市北就可以判断；但创意快枪手们要形成一个观点，必须靠脚来丈量城市，以汗水来换取观点。
    在50年代、60年代权力群的控制下，70年代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结果。虽然70年代人是今天的房地产主流人群，他们在开发公司、营销公司、媒体、规划公司的头衔是“营销总监、首席顾问、销售经理、部门主管”，但他们还不是老板，关于房地产的主流形式，不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而公开的媒体上，也几乎听不到如潮的声音。他们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执行权力者的意志，虽然他们心里可能并不愿意。
    这正是我读了《房地产神曲》，要将50年代的易宪容和70年代的创意快枪手们做比较的冲动。很明显我将好感更多的给予了这个70年代人的代表，虽然他们还是弱势群体，想要到圆桌上说一句话还非常难。但他们毕竟通过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变成文字，从漩涡般的网络媒体，印到了纸媒上，第一次公开发行。克服这苦与难，非常不容易。
    请50年代和60年代的权力者们，对这些充满了挑衅和菱角的文字，多一些宽容。虽然每一个年代的成功者，裤子底下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今天的70年代人，可能明天也会面临被后来的80年代人，乃至90年代批判的命运。但毕竟明天属于他们，他们需要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方法，甚至以“平台论”将房地产彻底颠覆，才能使社会财富和权力顺利交接。
    没有一方独赢的生意，房地产新政虽然触及了这个原始行业的症状，要获利者给予被获利者恰当的尊重。但要使房地产从政治年代走向真正的市场年代，让行业真正的市场化，可能需要70年代人整体上场才行，让习惯于靠“资源整合”来让鬼推磨的50、60年代来做，有些勉为其难，换思路必须换人。今天的70年代人既然可以领军媒体产业、时尚产业、娱乐产业，同样也能开好房地产这条大船。
    这大概也是易宪容们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