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br>向世界进军<br><br>在1970年代初期，可口可乐在日本的投资已经开花结果，日本市场成为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市场。1973年，即使面对日益激进的消费者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进口障碍，日本地区的获利仍占公司全部利润的18％。1972年，当时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carter）透露，有意角逐总统大位，并寻求当时的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I）aul Austin）的支援。奥斯汀一口答应，却没有想到籍籍无名的卡特最后居然会马到成功。当这个佐治亚州的卅长远游至东京与布鲁塞尔时，表面上是为了促进美国贸易，实际上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国际经验与曝光。当时，所到之处可口可乐的员工都跟随在卡特身边，并提供有关当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相关信息。在奥斯汀的赞助下，卡特得以加入，成为由戴维德·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成立的、享有特权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成员。<br>1977年，保罗·奥斯汀悄悄飞到古巴，与卡斯特罗密谈有关可口可乐重回古巴销售的事宜。虽然因为古巴在1961年没收了可口可乐的厂房，可口可乐在法律上对于古巴具有2750万美元的请求权；不过，他的任务最后还是以失败收场。由于之前已答应卡特总统向其简报古巴之行，所以奥斯汀回国之后，即与卡特在白宫短暂会晤。当时以一支利笔闻名的专栏作家威廉·沙费尔（william Safire）得知此事之后即指出，这是一桩邪恶的交易，目的是为了取得古巴的甘蔗，他说：“卡特一可口可乐一卡斯特罗的蔗糖外交，确有其事，而这是一种利益上的冲突。”<br>在协商产品进入葡萄牙、埃及、也门、苏丹、前苏联以及中国的事情上，奥斯汀就比较成功，而这虽然不能直接归功于卡特的介入，但是众所皆知，美国总统与这家软性饮料公司的友好，毫无疑问地对这些事的告捷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例如，等待多时的葡萄牙的准人，即不寻常地与美国财政部核准3亿美元的贷款时机不谋而合。<br>因此，在卡特的暗助之下，可口可乐在一个个国家接连传出捷报——除了印度之外。可口可乐不愿将其配方透露给印度政府，而在1977年决定撤出印度。不过，凭心而论，可口可乐的成功是早在美国总统的协助之前，通过其多年来的耐心协商才降临的。例如，鲍伯·白乐德瓦特（Bob Broadwater）在莫斯科的努力，功不可没。虽然百事可乐在前苏联拥有唯一的可乐销售权，且有效期至1984年。但是，当时苏联总理柯锡金（Kosygin）的人马却答应可口可乐，可以在特殊的场合中供应其饮料。1978年，白乐德瓦特与前苏联签署一份合约，主要内容是在第二年举行的斯巴达奇亚达运动大会（注：斯巴达奇亚达（Spartakiada）是前苏联试图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发明的一种国际性质的大型体育赛事，主要由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中，供应可口可乐。此举正好作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热身，在这个国际盛会中，可口可乐花了1千万美元取得独家权。芬达橘子汽水不仅在这项运动盛事中成功露脸，更在此后可以长期在前苏联各地嘶嘶地冒泡。<br>然而，奥斯汀耕耘而得的甜美果实，却迟至1978年才落人其口中。那时，可口可乐的主管伊安·威尔森（Ian Wilson）躲在北京的一家小旅馆套房里，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此时，距离美国国务院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几天。<br>在全世界，可口可乐已经为它新指定的“主要瓶装商”（anchorbottlers）赚进不少钱，这些主要瓶装商包括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澳洲的可口可乐Amatil，墨西哥的FEMSA与PANAMCO公司，南非的SABCO公司，以及马来西亚的Fraser & Neave。它们开始跨越国界，执行可口可乐公司的政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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