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管理学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此时，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联结海内外管理学界、同时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学术平台。历经二十余年的学术积淀，肩负崇高的学术使命，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大管理研究》（China Management Studies），以满足目前的这一迫切需要。
    我们的宗旨是：（1）推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管理学学术研究及学术交流，搭建一个更广泛的管理学学术研究平台，为海内外前沿的管理学学术研究提供发表窗口；（2）在中国大陆倡导严谨的学术作风，鼓励采用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的、规范的管理学研究方法。
    目前，《中大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六个研究领域，即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学、公司财务、投资学和管理工程，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教。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中大管理研究》第1卷（1），共有10篇论文。论文主题涵盖人民币汇率、税收、会计、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生产管理等，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单位，相信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内部报告假说”则认为，经理人员特别关心公司内部的绩效评价（Laurieand Pastena，1975）。如果绩效评价和报酬与盈余业绩关联，就会驱使经理人员将坏消息保留在公司内部延迟发布，直至消息得到进一步核实、调整后再公布。通过延迟披露坏消息，经理人员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来应付未来可能面对的批评与压力，或形成挽救计划以修正差的业绩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Kross（1981）便引用这一理论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经理人员倾向延迟发布坏消息的现象。另一方面，好消息的接受相对来说通常不需要经过详细审查，并且传递也较快，因此好消息客观上能比坏消息较早发布。
    虽然这两种理论在披露时机决策的管理动机上存在一定差别，但是，二者预测到管理者的行为是相同的，即“延迟坏消息的披露，加速好消息的披露”。当然，对于经理人员而言，只有当这种延迟信息正式发布的收益超过经理人员可能面临的声誉和诉讼成本时，经理才可能选择推迟信息发布。在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关于管理者选择披露时间的这两种理论已基本得到证实。
    总之，披露时间的管理是机会主义的管理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它符合西方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因此，任何考虑做出披露的个体只会披露对个体有利的信息，而会尽可能不披露对个体不利的信息。同样，任何考虑作出披露的个体只会在有利的时机披露信息。虽然预约披露制度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但是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会因为环境而减少，只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比如，资本市场动机①促使管理者推迟坏消息而提前好消息，但诉讼风险却在相反的方向②影响他们的决策。因此，他们总是在各种收益、成本之间权衡，选择一个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披露时机。在中国，法律制度环境决定了上市公司因股价波动而引起的法律诉讼风险微乎其微，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内部报告假说”应该会表现得百为明显.之前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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