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期间还发生了四次战争。《外交十记》只是从几个侧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做些记述而已。搁笔沉思，感到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突发事变，有时就如自然界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一样，似乎连人类自己也难以预测和控制。自序/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大会闭幕，我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老干部退下来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贡献。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今春，兴之所至，曾做五言诗述情，其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叙往中，无官开新卷。”所谓“开新卷”，不一定只是读新出的书，只要是没有读过的书，对我都算是新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希腊先贤，广场辩论，文、史、哲、传记、回忆录、都是人类智慧。像英国科学家霍金《时间简史》这样的“天书”，虽然难懂，读了也启发思想。人们常说要改造世界观，看来，还要改造宇宙观。宇宙之大，无边无尽，万物自有规律，人不应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的束缚。再说“叙往事”。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特镜，在脑海中不断萦回。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是为序。

　　《外交十记》钱其琛回忆录对现实的价值
　新京报
　钱其琛《外交十记》一书面世，摆在书店的显要位置。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退下不到一年，他自称为“真实准确，非史非论”的《外交十记》就出版。政治家隐退撰写回忆录，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丘吉尔、尼克松的回忆录，近年来还有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等，但这种写作在中国似乎还没有成为习惯。很多中国的政治家传记，大多不是出自本人之手。对信史来说这是个缺憾。
　政治家写作的价值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这种视角来自政治家本人对亲身参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验。因为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信息，是信史的一部分。二是拓展了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外交十记》这种形式的个人写作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习惯的时候，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本身，无疑是对我们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一个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多种多样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尊重。政治家的回忆录对公众的影响是广泛的，因为这种作品里的政治话题和知识，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理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公民的成熟，是建立在政治常识和智慧积累的前提之下的。
　《外交十记》里并没有所谓的“内幕”，但我仍然为这种写作而欣喜。政治家自我表达的欲望和社会的发展现状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任何政治家表达的欲望都不可能超一个社会发展的现状。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人和公共媒体的表达限度也会随之不断地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因此，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燕子山)
　《外交十记》钱其琛披露外交内幕
　2003-11-09 07:50:32  北京娱乐信报网
　　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十记》中，著者钱其琛特辟一章谈到“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其中披露１９９５年美国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而一个月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亲口对钱其琛作出承诺，表示不会让李登辉访美。
　美国出尔反尔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６月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此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副国务卿塔诺夫已正式约告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这一宣布仍令人震惊。仅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亲口对我做出过承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４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应美方的要求，１７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李登辉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６月７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１９９４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４５０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１９９４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４５０万美元。
　　
　　中国的反击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１７年不准台湾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
　　５月２３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
　　５月２６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６月对美国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５月２８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６月和７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６月１６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尽快派回大使。
　　１９９５年７月和１９９６年３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紧急修补
　　１９９５年６月７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登辉会见。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６月７日至１１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６月９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说，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６月８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斯里巴加湾的诱饵
　　１９９５年８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此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８月１日下午，我与他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１９８９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一系列对话、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８月２４日至２７日来华。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１０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正式国事访问”来安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访问”来进行。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２１响礼炮。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１９８５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纽约会晤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散，也是中方很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１９９６年访美。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胡劲华整理自《外交十记》钱其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