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1955年9月出于江苏吴江。198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工作。现任该所副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系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主任。曾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进修；多次赴巴西、智利、泰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和丹麦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主要科研成果包括：《拉美发展械式研究》（1996）、《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主编，1998）、《拉美与东亚发展械式比较研究》（主编，2001）、《2002-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主编，20030）、《阿根延危机反思》（主编，2003）。      

　　众所周知，中国在加入WTO后，与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中国有必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那里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本书力图从金融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拉美国在应对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

　　上述机构和组织为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度和增强风险意识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述制度安排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东亚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国际货币体系在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上的“无序”，与巨额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
　　动)之间的矛盾，导致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第二，以自由化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市场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破坏性。
　　事实上，早在1995年，即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翌年，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哈利法克斯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就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5点建议：IMF应该强化对成员国的监督，对不愿意调整政策的国家发出“坦率的告诫”。IMF应该确定成员国公布其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的标准。IMF应该使成员国在面临危机时能够快速地得到援助。十国集团(即“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政府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应该使它们向IMF提供的资金翻一番。十国集团应该提出一些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心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1999年9月26日，参加世界银行和IMF年会的有关国家的代表经过磋商，决定成立20国集团。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
　　发达国家也很关心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在1998年下半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被媒体称为“金融外交”的动态。例如，1998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解决东亚金融危机的方案后，英国首相布莱尔于9月21日提出了以强化监管、提供紧急援助、管理资本流动和增加国际金融信息的透明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9月25日，法国驻IMF执行董事提出了基本上能反映所有欧盟成员国意见的改革方案。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致函其他6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发达国家率先采取措施，努力增强国际金融体制的稳定性。许多观察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主要是因为它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金融形势稳定与否，与它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关注，还能改善其国际形象和提升其国际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金融自由化在推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在评价拉美的金融自由化时指出，“金融自由化的目的就是要结
　　束‘金融压抑’，因此，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内利率自然就会上升。利率大幅度攀升导致国内利率大大高于国际利率。这对于那些无法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的小企业来说，是一个非
　　常严重的问题。此外，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金融自由化为银行部门带来了问题。在改革以前，由于政府对利率和信贷配置施加影响，本国的银行常常难以对长期信贷风险做出评估。当大量外资的流人导致信贷的供给增加时，银行的风险也随之扩大。如果这些国家借的是外国货币，那么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资本流向的逆转会造成货币贬值，从而使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的频繁爆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3)  “布雷迪计划”。该计划是美国在1989年3月提出来的，其核心仍然是削减债务。然而，它与“贝克计划”相比有一些进步之处：除鼓励债务国继续实行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调整和敦促商业银行加快削减债务的步伐外，还要求债权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一要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债权国政府应制定出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削减债务计划的具体措施。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债权国政府应向债务国提供资金，以削减更多的债务。IMF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向那些尚未同商业银行达成协议的债务国提供信贷，以帮助其进行结构性调整。
　　“布雷迪计划”也有其内在缺陷。首先，它所筹措的300亿美元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根据二级市场上拉美债务的折扣价格，这些资金只能为拉美国家减少13％～14％的本金
　　和利息。然而，增加“布雷迪计划”的资金，亦即促使包括国际金融多边机构和债权国政府在内的官方债权者承担更多的风险，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有二：IMF和世界银行的传统职能，是为其成员国实施公共发展项目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供资金。如果它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削减债务，那么其传统职能必将受到损害，参与削减债务的风险亦会影响其正常的放款业务。IMF和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债权国政府，如果它们为削减债务提供更多的资金，那么由此而带来的风险或损失最终仍将由债权国政府承担。此外，由于各债权国政府的自身利益不同，加之本国财政收入有限，它们都不愿将削减债务计划可能招致的风险或损失转移到自己头上。其次。“布雷迪计划”缺乏协调和奖惩措施，因为这个计划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而债权银行又不愿看到自己的债权受到损失。因此，在数项减债协议中，道义上的说服和债权国政府的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4)“债务与股权互换”。这是一种将债务转化成资本的尝试，因而常被称做“债务资本化”。它的基本程序是：投资者(即债务购买人)首先在二级市场上以打折扣的价格购买一笔债
　　务，然后在债务国中央银行将债款兑换成债务国货币，就地进行投资。债务价格的折扣主要视债务国资信而定。以1987年11月为例，哥伦比亚l美元债务的价格为72～76美分，智利为50—53美分，委内瑞拉为49～53美分，墨西哥为48～52美分，巴西为37～41美分，阿根廷为33—37美分，厄瓜多尔为31—34美分。
　　债务资本化使债权人、债务人和投资者三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可图。从表面上看，由于债务在二级市场上打折扣出售，债权人必然要蒙受损失。但是，债权人可收回部分债款，加速
　　资金周转，减少债务纠纷和缩小债务国“倒账”的可能性。债务国得到的好处是：减轻债务负担，吸引新的投资，以本国货币“偿付”外债，从而缓和了外汇匮乏的紧张局面。至于投资者，他不仅可以通过买卖债务的差价获利，而且还能在用债务进行投资时享受一些优惠和好处。
　　相比之下，在参与“债务与股权互换”的三者之间，债权人以低价出售其债权的意愿尤为重要。开始实行这种尝试性措施时，债权人方面只有欧洲和日本的少数小银行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银行仍然指望债务国能够按期偿还债务。随着债务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一些大的债权银行也不得不面对债务国基本丧失偿债能力的严峻现实，在“债务与股权互换”方面变袖手旁观为积极参与。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出现在阿根廷。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就一劳永逸了。一方面，军人并不甘心留在军营里，而是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方面，经济形势难以好转，党派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切终于迫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前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四。
　　事实上，阿根廷的“民主化”道路始终不平坦。例如，当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向愈益严重。“经济问题政治化”是指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的
　　出台或付诸实施，都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或制约。此外，“经济问题政治化”还与同一政党内的分歧与不和联系在一起。例如，现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甚至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正义党是阿根廷的第一大党，曾多次执政(见专栏10—1)。按理说，在国家陷入危机后，这两人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兑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种党内“相互残杀”(cannibalism)的传统。梅内姆贬低杜阿尔德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选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6)必须选择一种富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一种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浮动汇率制不是十全十美，固定汇率制也不是一无是处。鉴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一种富有灵活性的汇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汇率风险”。
　　(7)提高财政部门的稳健度同样有助于维护经济安全。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历次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巴西货币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则表明，维系财政部门的稳健度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有必要提高财政部门的稳健度，主要是因为：第一，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二，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在理论上，正如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所揭示的那样，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实施恰如其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国民经济的基本面正常运转，以维系投资者和公众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8)正确处理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三难选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拉美的现实中，蒙代尔和克鲁格曼的“三难选择”都是成立的。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
　　快的条件下，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因此拉美国家在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汇率时常常面临着困难的抉择。智利等国的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管制有助于避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管制的效果会减弱。如果汇率频繁地波动，而且波动幅度大，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可见，决策者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资本流量、国际收支的状况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大小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用提高利率的手段来吸引外资和维系汇率稳定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9)政治稳定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一方面，外资总是希望东道国的政局保持稳定，以便获得更好的收益；另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任何一种影响政局稳定的“导火线”都会导致外资溜之大吉。因此，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政府才能专心致志地实施各项改革政策，才能强化本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才能使经济改革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中顺利推进。
　　(10)必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发展，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些缺陷越来越明显。因此，国际社会和有关方面应该加强合作和协调，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架构。
　　在减少金融风险和规避金融危机方面，应该发挥国际、区域和国别三个层面的积极作用。在国际层面上，IMF无疑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IMF应该高举反对“金融霸权”的大旗，更好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其次，它应该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架构时主动地协调各方利益。第三，在向陷入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IMF应该根据不同受援国的不同情况，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较少的“药方”。第四，为了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避免危机，IMF应该设计出一整套更加切实可行的“预警”指标体系，并在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制定一些有效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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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不能将金融全球化拒之于门外。当然，搭上金融全球化之列车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就能到达繁荣富强的“理想之国”。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与
　　其说是期望着退回到不太动荡的过去(但过去不如现在繁荣)，还不如别无选择地学会如何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现实”。

前  言
第一章  金融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一节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第二节  金融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动力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小  结
第二章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一节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
第二节  IMF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小  结
第三章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管制
第一节  对资本管制的争论
第二节  托宾税与智利的资本管制
小  结
第四章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
第一节  “金融压抑”、“金融深化”与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拉美的两次金融自由化
第三节  拉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得失
小  结
第五章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汇率制度选择
第一节  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
第二节  美元化与“超国家货币”
第三节  拉美三国的美元化
小  结
第六章  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形式
第二节  从“引擎”到“桎梏”
第三节  债务问题的出路
小  结
第七章  金融全球化与资本项目开放
第一节  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得失
第二节  拉美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
小  结
第八章  墨西哥金融危机
第一节  金融危机前的墨西哥经济
第二节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根源
第三节  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政治因素
第四节  墨西哥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克服危机
小  结
第九章  巴西货币危机
第一节  从“经济奇迹”到“雷亚尔计划”
第二节  从“雷亚尔计划”到货币危机
小  结
第十章  阿根廷债务危机
第一节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第二节  阿根廷危机的根源
第三节  阿根廷危机的“探戈效应”
小  结
跋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