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改良派多数人共同的主张。陈炽就认为，随着商务的发展，货币使用量日增，发行钞币是“必然之理，必至之情”。但钞币的发行额要以所存现银为准，而不能“钞益于银”。唐才常甚至主张有银一万，始发八千之票，这样才能保证钞币可以随时兑换，保证钞币有稳定的信用。
最后，他们还提出设立银行的主张。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我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后来，黄遵宪、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都曾从铸币和发钞方面提出设立银行的要求，强调银行为商务之本，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尤其是陈炽，还注意到了银行在筹集和调剂资金方面的作用，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后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思想达到了它的高潮和顶峰。作为改良派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思想也进入完全成熟阶段，和早期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相比较有了明显进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上摆脱了以商务为中心的重商主义片面性，代之以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二是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知识的了解上，不像早期改良派那样基本上停留在一些经济现象上，而是开始注意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并从经济理论方面迸行探讨，初步接触和了解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使他们能在理论上对清朝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进行更为深刻而系统的批判。此外，在对待洋务派的态度上，他们已完全站到敌对的立场上，主张彻底改变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企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这些，都是早期改良派所无法相比的。后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就经济思想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康有为和严复的经济思想。
1.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慷有为不仅是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变法维新理论和纲领的主要提出者。他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一次比一次更明确地提出变法要求和变法主张，并发动了轰动朝野的“公车上书”。光绪皇帝也正是在看了他的上书之后，才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富国”“养民”论，它包括10项具体的经济主张，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其中，“富国”论包括6项具体经济主张，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钞法主张建立国家中心银行，把现银全部存入国库，废除各地的银票、钱票，由国家统一发行纸币，中心银行发挥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铸银是针对当时金属货币花样繁多，成色不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状况，建议以广东省已经铸出的银元样式及成色为标准，在全国推行铸造足色银币，以取信于民，待条件成熟，再铸金币。这两项主张，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的货币和信用制度。至于铁路、机器轮舟和邮政，则是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商品流通，以及传递信息所不可缺少的，更要大力发展。在采矿问题上，康有为主张不仅要大力开采矿产，而且还要大力培养技术人才，为此他建议成立采矿、探矿学校，以培养造就一批自己的技术人才。其“养民”说包括4项具体主张，即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劝工和惠商两点，是为了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务农则是要求发展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大农业，要做到丝、棉、茶、蔗、畜牧、植树、养蜂、捕鱼一齐发展；恤穷是针对由于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而破产的大批劳动人民而言的，解决的办法是要求各州县设立“警情院”，将无业游民收入其中，教以艺业，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让他们在严格的劳动纪律约束下，经过训练，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产业后备军。
对于各个行业的经营方式问题，康有为明确提出，除了发行货币和邮政行业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他各业都应交给私人开办，让私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方法去经营。这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彻底摆脱封建束缚和洋务派的垄断，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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