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福利,有时甚至主要是为了增强和炫耀国力,以及为了它的统治。古埃及的大部分财富投在了建造金字塔上。现代的欠发达国家则会购买弹道导弹系统,发展核武器,或在沙漠、丛林中建造复杂的首都城市群。一旦增长的所得流入这样的昂贵项目,那就很难向国民提供什么直接的福利了。
第二,资源可能主要用于投资,以获得进一步的增长,这样,大部分的消费利益被向后推迟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便造成了消费在长时期内的极大下滑。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消费者们仍然在等待。由于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丧失了耐性。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用权力将消费压到如此低的地步,只有极权政府才能做到。
第三,收入和消费可能增长,但其全部或大部分利益却被那些已经相对富裕起来的人获得了。古谚云:锦上添花,穷且益困(或者说,屋漏偏遭连阴雨)。穷人往往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有时他们是对的。
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下层阶级的持续贫困曾被广为关注并且经常探讨。卡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哲学家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把这些问题作为他们写作的主题。现状的辩护者则从两方面作答,或者认为情况根本不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糟,或者争辩说这种让人悲哀的状况乃是变化过程中的必然,而变革终将惠及全社会所有阶层的人们。
尽管一些19世纪的统计学的先驱们和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作了努力,人们仍然无法确切地测度19世纪不平等和贫困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但清楚的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在英国和我们今天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国度中,情况得到了改善。这些利益得自实际工资的提高以及政府实行的改革(反托拉斯立法、累进税制、失业保险、社会保障、1930年后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这有助于调节极为不平等的状况,而且能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某种最低生活水平的保证。马克思曾预言恶化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稳定将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行崩溃,但资本主义富国中的工人最终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并且使自己分享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亚非拉千百万人民的未来,用西方富国中普通人的标准,甚至是以那些转型中的中欧和东欧社会的水平来看,这些人仍然处于绝对的贫困中。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国家中个人的经济福利将发生什么变化呢?何时他们才能有希望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呢?
在关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粗略地说,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研究发展的专家们忽视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他们静态地假设,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好起来。有时人口中的特定部分并未从增长中得到什么好处,一些人也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将会按顺序地“涓滴”到他们头上的保证不屑一顾。发展中国家缺乏收入分配方面的统计资料,使人们容易忽略那个时期的分配问题。
经济发展是否真正有助于贫困者的问题,最初是1960年左右在印度提出来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资料,给这些洋洋得意者们以当头一棒。这些数字证实,正如一些人所猜想到的,一般而言,在穷国,收入不平等状况要比高收入国更为严重。另外,这些数字也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平等在加剧,而且在某些国家,大众并未从发展中获得任何好处。最后,更有争议的是,一些著作者们认为,至少在某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穷人实际上变得更加贫困。
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兴趣降低了,到了8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糟糕的是,这种兴趣的消失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由于它们被那些看起来更为严重和更为直接的困难所掩盖了。随着若干年来经济增长的放慢甚至出现了下降,在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最为急迫的是要应付那些使增长停顿的因素。拉美面临外债危机,而这个问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尽管有不少争议,也被认为是造成麻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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