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法文第一版引起了两类读者的关注：第一类是教师和年轻学者，他们在《资本全球化》中读到了对全球化的解释以及对资本主义“国际产业经济”这一发展阶段的初步描述；第二类是政治活动家、工会或其它协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很赞同我和“那些第一反应不是去适应现存的秩序，而是通过辩论的方式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它，并最终勾画出不同于现行道路的其它道路的人”（第一版，第31页）进行对话。
然而，这方面的辩论取得了应有的进展吗？我认为没有。我和维尼亚·弗莱斯特（Viniane Forester）不得不承认，我们为目前一种残酷的“缺憾”而深感痛苦。所谓缺憾倒不在于缺少任何形式的斗争，而是缺少任何批判性的商榷和知识界有组织的回应（《经济大恐怖》，第164页）。1995年11月和12月，为抵制阿兰·朱佩政府的政策而掀起的大罢工和游行斗争（有人说它们是对全球化的第一次反抗行动），本可以也应该成为辩论活动的起点。然而由于诸多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原因，结果并非如此。因此，必须等待比1995年更猛烈的活动或者更严重的事件的到来。在此期间，应当继续充实和丰富有关思考。
我在1994年撰写《资本全球化》时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从本质上讲，资本的全球化构成了生产性资本国际化运动一个新阶段。我还在书中添加了两章，用来说明金融实力的突起。不过，尽管谈到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和实际正利率的作用，但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运动的解释以及对90年代出现颓势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产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的运动。现在，情况则有所不同。
《资本全球化》再版的主导思想有二。首先，如果想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运动，就应该从金融领域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产业资本的运营入手。其次，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积”累制度”。在这种积累制度中，财富的创造明显变得缓慢，与此同时，有产阶级对收入分配的索求空前增大，手段也空前的强硬。股票和债券（它们属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描述的“生息货币资本”）持有者的苛求尤为迫切。
食利资本曾受到凯恩斯的抨击。在食利资本引导下的资本主义是否在中期或者至少短期内还会有生存能力呢？凯恩斯认为不会。基于30年代的政治背景他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对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食利资本主义会有别的出路吗？如此设想其实毫无根据。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等待着该体系走向死胡同，还是不失时机地立即寻找一条建立在别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的出路，一种把其它需求放在首位的制度。今天，背负着新积累制度的最沉重担的人，是终身失业者、是像犯人一样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资本主义各地的产业后备军中处境最劣）、无身份证者、无家可归者和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人。这些人显然不能等待。难道受雇佣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可以等待吗？在1995年的罢工集会中，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工人对这种可能性表达了严肃的疑虑。遗憾的是他们没能触动他们的领导人。
如果我们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受到质疑的就不该是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而是新积累制度的各种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劳动末日”问题，而是体制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已不再从满足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基本需求出发。由于就业“不足”而一味地瓜分就业，却不去寻找财富创造不足的原因，这不过是对扩张不足（如果不说相对收缩）的体系另一种形式的且更不易为人觉察的“必须适应”的做法而已。如果人们站在全球角度，就会看到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
鉴于有关全球化的辩论已日益推进，《资本全球化》借再版之际重新撰写了引言。根据金融领域支柱作用的假说，第一版的第十章在本版中改为第2章，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实质性的修改。最后一章全部重写，并对新体制作了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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