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持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深切关心。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以自由看待发展》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综合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全书论证，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泛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阐明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以自由看待发展》是森为公众所写，他努力使书中的讨论尽可能不带技术性。非专业读者可以从书中领略这位学术大师的深邃的哲理辨析、精确有力的经济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经验论证。

　　5.12 财政审慎与综合考察的需要
　　我现在来谈财政审慎，最近几十年来这变成全世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高度通货膨胀和财政不稳定的破坏性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现在对财政保守主义的要求非常强烈。确实，在财政领域，实行保守主义具有某些明显的好处，而且在这个领域，审慎很容易采取保守主义的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财政保守主义所要求的是什么，以及这种要求的理由是什么。
　　财政保守主义的要点并非在于那种一目了然的“量人为出”的好处，尽管那个说法很有道理。就像在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米考白先生所雄辩指出的：“年收入20镑，年支出19镑零6，导致幸福。年收入20镑，年支出20镑零6，导致痛苦。”这个个人理财原则被许多财政保守主义者大力运用，最突出的可能是撒切尔夫人。然而，这个原则并没有为国家政策提供一个明确的规则。与米考白先生不一样，国家能够通过借贷和其他手段，维持其支出大于收入。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几乎所有时间都这样做。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能这样做（这肯定能做到），而在于财政过度支出的后果是什么。因此，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有时候被称做“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那种状态的重要性。赞成财政保守主义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承认价格稳定是重要的，而大手大脚和不负责任的财政会严重威胁价格稳定。
　　关于通货膨胀的致命影响，我们有哪些证据呢？布鲁诺（Michael Bruno）对这个领域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性考察。他注意到：“若干有记录的中等通货膨胀（价格每年上涨20％～40％）时期，以及大多数高度通货膨胀（其数值曾经有过天文数字）时期的情况，表明高度通货膨胀总是伴有显著的负增长效果。”而且，“与此相反，累积的证据表明，从高度通货膨胀迅速转到通货稳定，甚至在短期和中期，会带来非常强烈的正增长效果。”[53]
　　从这里得出的政策结论需要某些细致分析。布鲁诺还发现“通货膨胀对增长的效应在低通货膨胀（低于每年15％～20％）情况下，最多只能说是模糊不清的”。他接着问到：“为什么要担心低通货膨胀，特别是如果它是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其代价是可以避免的（通过指数化），而如果它是非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则其代价看起来很低？”[54]布鲁诺还指出：“尽管所有高通货膨胀的根源都是财政赤字（以及在多数的、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下，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这仍然可以与多重膨胀性均衡相容。”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下事实：“通货膨胀本性上就是一种持续性过程，而且其持续性的程度趋于随通货膨胀率而增长。”对通货膨胀的这种加速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布鲁诺描绘了一幅清楚的图景，并以抽烟作比喻：“长期通货膨胀很像抽烟过程：一旦你超过一定的最小数目，就很难逃脱日益加重的烟瘾。”事实上，“当一个冲击（例如，一个抽烟者的个人危机，一个经济的价格危机）发生了，这种习惯会有极大的可能跳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并在那个水平上持续下去，尽管原来的冲击已经终止了”，而且这个过程可以重复出现。[55]
　　这是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结论，而且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它建立在很全面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之上。我接受布鲁诺的分析和结论并无困难。然而，重要的是，需要准确把握这项研究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并检视财政保守主义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它所要求的，不是我所称作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激进主义，人们经常把它与财政保守主义混淆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完全消除通货膨胀——而且不管为此目的必须付出多大的牺牲。相反，其教训是需要全面看待容忍通货膨胀的可能成本，并把它与降低通货膨胀，或完全消除通货膨胀的成本相比。关键问题是避免“动态性不稳定”——这是那些尽管看起来是稳定的长期通货膨胀，一旦通胀率高于某一个不大的数值时，通常具有的性质。布鲁诺得出的政策教训是：“由于在低通胀时稳定化政策的代价较高，而且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有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说明应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低水平上，尽管牺牲增长的高代价只是在高通胀时才能直接观察到。”[56]按照这一观点，需要避免的并不只是高通货膨胀，而且——由于动态性不稳定——甚至中等通货膨胀也应避免。
　　然而，从这项研究来看，要求零通货膨胀的激进主义，同样不是特别明智的，它甚至不能被看做是对财政保守主义要求的恰当解读。把不同的事物“混淆”起来的情况，可以清楚地从美国仍在进行的平衡预算过程中看到，不久前它曾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局部关闭（并有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关闭）。白宫和国会好不容易达成了一项妥协，其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表现。必须把反赤字激进主义与真正的财政保守主义区分开来。确实有很强的理由减少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巨额预算赤字（经常由于国债的沉重负担及其高速增长而恶化）。但是这个理由不能与快速地完全消除预算赤字（不管其社会成本是什么）混淆起来。
　　与美国相比，欧洲有更多的理由担心预算赤字。一个因素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多年来已经相当低，低于欧洲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确定的“标准”[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在此刻，美国看来完全没有赤字。与此对照，欧洲大多数国家过去有——直到现在仍然有——大量预算赤字。若干国家现在正在坚决削减巨额预算赤字，这是恰当的（意大利近年来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那就是关于欧洲政策的整体优先排序——这个问题在第4章已经谈过。这里的要点是，仅仅赋予一个目标如避免通货膨胀以绝对优先的地位（西欧很多中央银行正式设定了这种优先性），同时容忍非常高的失业率，是否合理。如果本书的分析是正确的，则欧洲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把真正的重点放在消除严重失业造成的可行能力的剥夺上。
　　财政保守主义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也提出很强的要求，但是必须根据公共政策的全面目标来解释这种要求。应该注意公共支出在提供和保证许多基本可行能力上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性需要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公共支出的这些作用。实际上，必须把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性需要放在社会目标的广阔框架之内加以判断。
　　根据特定的情况，不同的公共政策问题可以被认定为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它可能是严重的大量失业（在若干主要国家失业率接近12％）。在美国，一个重大挑战是为数众多的人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或者缺乏有保障的医疗服务（美国是富国中惟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国家，而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高达4000万）。在印度，公共政策的重大失败是极端忽略扫盲（成年人口的一半——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仍然是文盲）。在东亚和东南亚，越来越清楚，金融系统需要广泛的规范化管理，而且看来还需要有一种防范系统来对付突发的对本国货币和投资机会失去信心的情况（如最近这些国家的经历所示，它们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大规模的紧急援助）。各国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而且因为问题都很复杂，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手段进行认真的考察。要把对财政保守主义的需要——那当然是重要的——结合到这种多样的、广阔的图景中去，而不能把它单独地与其他事物完全隔离地列出来，作为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硬性承诺。需要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支出进行审视和比较性评判，这是至关重要的。

导论  以自由看待发展
第1章  自由的视角
1.1  不自由的形式
1.2  过程与机会
1.3  自由的两种作用
1.4  评价体系：收入与可行能力
1.5  贫困与不平等
1.6  收入与死亡率
1.7  自由、可行能力与生活质量
1.8  市场和自由
1.9  价值标准和赋值过程
1.10  传统、文化与民主
1.11  结语
第2章  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2.1  自由的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
2.2  工具性自由
2.3  相互联系及互补性
2.4  不同层面的中国和印度对比
2.5  增长引发的社会安排
2.6  公共服务、低收入和相对成本
2.7  20世纪英国死亡率的降低
2.8  民主与政治激励因素
2.9  结语
第3章  自由与正义的基础
3.1  包括在内的与排除在外的信息
3.2  作为信息基础的效用
3.3  功利主义视角的长处
3.4  功利主义视角的局限性
3.5  罗尔斯与自由权优先
3.6  诺齐克和自由至上主义
3.7  效用、实际收入与人际比较
3.8  福利：多样性与异质性
3.9  收入、资源和自由
3.10  福利、自由与可行能力
3.11  权数、评值与社会选择
3.12  关于可行能力的信息：几种不同用法
3.13  结语
第4章  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的贫困
4.1  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
4.2  何种意义上的不平等?
4.3  失业和可行能力剥夺
4.4  医疗保健和死亡率：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取向
4.5  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贫困和剥夺
4.6  性别不平等和失踪的妇女
4.7  结语
第5章  市场、国家与社会机会
5.1  市场、自由权与劳动
5.2  市场与效率
5.3  处境劣势与自由不均等的配对效应
5.4  市场与利益集团
5.5  需要批判地审视市场的作用
5.6  需要一种多层面的思路
5.7  相互依赖性与公共物品
5.8  公共支持与激励因素
5.9  激励因素、可行能力与功能性活动
5.10  扶助对象选定与手段核查
5.11  主体地位与信息基础
5.12  财政审慎与综合考察的需要
5.13  结语
第6章  民主的重要性
6.1  经济需要与政治自由
6.2  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首要性
6.3  否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观点
6.4  民主与经济增长
6.5  穷人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吗
6.6  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6.7  政治自由的建设性作用
6.8  民主的运作
6.9  民主的实践与反对派的作用
6.10  结语
第7章  饥荒和其他危机
7.1  权益和互相依赖
7.2  饥荒的起因
7.3  饥荒的防止
7.4  饥荒与疏离
7.5  生产、多样化经营和增长
7.6  就业途径和主体问题
7.7  民主与饥荒的防止
7.8  激励因素、信息与饥荒的防止
7.9  民主的保护作用
7.10  透明性、安全与亚洲金融危机
7.11  结语
第8章  妇女的主体地位与社会变化
8.1  主体地位与福利
8.2  合作性冲突
8.3  对权益的认识
8.4  儿童生存率与妇女的主体地位
8.5  主体地位、解放与生育率降低
8.6  妇女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作用
8.7  结语
第9章  人口、粮食与自由
9.1  是否存在世界粮食危机？
9.2  经济激励与粮食生产
9.3  人均粮食产量趋势之外的因素
9.4  人口增长与提倡强制
9.5  强制与生育权
9.6  马尔萨斯的分析
9.7  经济或社会发展
9.8  年轻妇女权利的增强
9.9  外部因素、价值观念与交流
9.10  强制的有效程度有多大
9.11  生育率降低的副作用与速度
9.12  强制的诱惑力
9.13  结语
第10章  文化与人权
10.1  三种批评
10.2  正当性批评
10.3  逻辑连贯性批评
10.4  “文化性批评”与亚洲价值观
10.5  当代西方与独特性
10.6  对孔子的解释
10.7  阿育王和考底利耶
10.8  伊斯兰的宽容
10.9  全球化：经济、文化和权利
10.10  文化交流与无处不在的相互依赖
10.11  普适性前提
10.12  结语
第11章  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
11.1  不可能定理与信息基础
11.2  社会正义与更丰富的信息
11.3  社会交往与局部共识
11.4  有意追求的变化与无意造成的后果
11.5  来自中国的一些例子
11.6  社会价值观与公共利益
11.7  价值观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
11.8  商业伦理、诚信与契约
11.9  市场经济中规范与制度的差异
11.10  制度、行为规范与黑手党
11.11  环境、法规与价值观
11.12  审慎、同情与承诺
11.13  动机选择与进化生存
11.14  伦理价值标准与政策制定
11.15  腐败、激励因素与商业伦理
11.16  结语
第12章  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
12.1  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依赖
12.2  正义、自由与责任
12.3  自由造成的区别何在
12.4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12.5  人力资本与人类可行能力
12.6  最终的结语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