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意识形态还经常被发现运行于自然化的模式之中，在这种模式中，社会体制看起来像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仿佛它们是属于“外在”世界的自然现象。因此，如同物化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中，历史产物开始表现为自然的力量。正如伊格尔顿所描绘的，“与其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想正面对抗，还不如说它把它们赶出了思维领域的疆界之外”。如果根本不可能想到其他更平等的社会关系的话，那么统治也就得以稳固了。齐泽克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像一个“母体，掌管着可见与隐形的关系，可想与勿思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化”。马克思通过引证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中分权的原则来解释这种母体是如何起作用的。他观察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原则变得不像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一条“永恒的规律”。让事物变得不证自明有一种非常常用的论证策略，即对需要证明的地方予以假定。这种方法会鼓励我们将这个世界想当然，而不是从选择的角度去分析理解世界。我们可能将之视为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客体，而不是一个通过斗争和协商来定义的政治事物。因此，有些有争议的概念可能会被作为是先定的；有些成问题的行为可能被看成是给定的；应当被公开讨论的制度可能被视为是毫无问题的。另一个将现有社会体制自然化的常用论证策略是两分法推理，即在考虑其他的社会体制时，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提出另一种方案，使实际情况和另一个极端看起来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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