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古籍的挖掘整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首先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小公共图书馆视古籍为“资源”，往往是借书难，借古书更难，借稀见的古籍善本则难之又难矣。尽管是想尽办法借到手，还需费尽心力将古书上的文字抄录或拍摄下来，最后能有几家出版社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甘冒风险去出版这些来之不易的材料，就更是不得而知了。几年前，我和几位同道，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法学古籍，这其中以影印的方法出版，似乎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出版的书，成本较高，如仅一册《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售价近百元；另一部《中国官箴书集成》，虽然收录历代官箴书籍一百余种，但影印后分装十巨册，售价近三千元，对于广大学人而言，难免力不从心。用点校整理的办法，既可压缩篇幅，使用也较方便，但此事涉及点校者本人能力，编辑水平，甚至制版、排字、校对等诸多环节，出现错漏的几率会明显增多。不久前，我和郭成伟教授共同点校整理了一部《龙筋凤髓判》，就是因为我的经验不足，加之又从原来的竖排版突然改为横排版，颠倒之间，出现了不少错误，招致批评，这个教训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收集整理法学古籍的决心，起码令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受到关注，也自当为此更加努力。这次出版的五部古代法学作品，在分类上非常有趣：其一，明代的《四六合律判语》，与唐代张鹜的《龙筋凤髓判》在风格上有不少相近之处。我们选择这部作品，一则是因为此书未见著录，当是甚为罕见珍本，内容风格与明代末期出版的同类作品显有差异，其四六骈体则与前面提过的《龙筋凤髓判》略有渊源，将其搜集整理，一则为研究唐以来判词的发展提供借鉴的资料，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我们继续法学古籍整理的决心。此书原无署名，分卷上、卷下两部分，每卷尾刻有“新刻合律判语卷之上（下）终”字样，似为足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吏律”中有缺页，佚“滥设官吏”、“贡举非其人”二目全文，并造成了与之相连的前后二目也有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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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去武汉的归元寺，据说那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刹，进得山门便看见正殿的左侧有一个边门，上书四个大字“不二法门”。大意是指佛门的规矩，教徒和修行之人以此惟一，在佛教经典中，见于《阿含经》就有“如来开法门，闻者得笃信”的记载，后来被引申为“不二法门”。此后，就有了门径之说，大意是指既入我门，便行我法。可惜我俗缘未了，难以一心向佛，跳不出三界之外，藏身在五行之中，虽去寺中拜谒，却一不。肯烧香，二不曾许愿，只是当作参观游览而已，未能对此佛门偈语加以深思。
此后，我开始学习法学，不曾想反而对“不二法门”加深了理解。我国法学大家多矣，可谓门派林立，忽而武当，忽而少林，自成一格，莫衷一是。余生也晚，虽东临西向，南拜北求，可惜终不得入。于是下定决心，信我惟是．以为可以自成一家。
其实，门径无处不在，只要耐心寻找，世人皆可登堂入室。如此过了近二十年，前后写了数十篇论文，或者有些心得，不过是“与众不同”而已。所谓“与众不同”大致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将重点放在法律文献学上，这是因为我有机会藏了不少书，其中又以法学古籍为主，初步统计约有三千种，两万册，加之我费尽心机收藏的数以万计的明、清契约文书，成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藏。近年来，法学界对文献的整理开始重视，大约是因为我下手较早，抢了个先行之利，陆续整理了几十部法学古籍，有些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完成的。在整理之初，曾经将文献的内容、整理的过程以及相关研究做了一些概括性的说明文字，现在将其收集起来居然可以编成一部小有规模的文集。
其次，我曾经对于研究家们取得的所有成果深信不疑，那时候我对“诸法合体”是所谓“中华法系”的代表笃信不二。及至后来，我有机会东渡日本、西行欧美，接触到一些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了解到在人类法律的发展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类似“诸法合体”的历史过程，慢慢地心下产生了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导致我开始对所谓的“定论”提出反思。最初，这种批评仍然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见解。如对《法经》、《平冤录》、“冥契”等作了辩伪性的讨论，并且对清代的《则例》的属性作了新的探讨。这种对文献进行考查分析的方法逐渐形成了我的一种主要研究趋势。
我想起一个故事，据说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一群羊关在羊圈里，在羊圈的出口处挡上一根栏杆，前面的几只羊从栏杆上跳了出来，后面的羊跟着一起跳，这时将栏杆撤掉，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虽然已经没有栏杆了，后面的羊还是跳着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实验的意义何在，如果我是一只羊，我会怎么样出来呢?如果我溜达着出来，而不是在没有栏杆的地方仍然要跳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先出来的羊会斥责我，“你凭什么溜达着出来，难道你是想证明我们跳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