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反对控制资本的说法主要来源于三种论点。首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受限制的自由是资本的基本权利。面对自由运行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破坏，这一论调正在丧失其根据。我们的前辈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尝到过这种破坏的苦头。现在由于网络技术和全球腐败堕落，这种破坏性被进一步放大了。第二种观点主要讨论是，是否真的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至少在七国集团成员及其附属网络中建立起一个新的管制框架架。技术性的建议数目繁多，其中一些建议在本书中亦有讨论，因此我不会再给读者增加额外的负担。第三种观点围绕电子网络时代里类似这种控制的技术是否可行。我的那些计算机科学家同事声言，由于新电子技术功能多样且十分准确，一个全球管制环境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例如，如果要对短期交易征税(或者像智利模式那样强制存款)，那么所有的电子金融网络都可以把这样一项税收编入程序，并重新传送到不同的账户上。实际上，你的Windows98系统中已经有一个特定的个人代码，当你的计算机文件在电子网络中传输时，该代码就会自动地给这些文件加上标记(微软只是忘记告诉你这一事实了)。簿记现在也依靠电子网络，因此一个全球金融检查系统可以通过一个虚拟的无法攻破的口令(这一口令确实存在，它是一个只有4096个字节的代码)，合法地进入所有可疑的账户进行检查。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速度和复杂性可以同时存在。可以把电子密码和指令加到这个机器人里，使他(这个机器人肯定不会是女性)既保持活跃，又处于控制之下。所有的这些讨论，包括各种各样的论坛中对金融管制的讨论，现在完全是一种学术讨论：它们面对着美国政府的反对(近来这种反对意见突出表现在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言论中，不要指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府会改变其思维定势)，也面对着美国的附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机构正式的领导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国技术官僚，以保证其独立性，但实际上真正负责管理这一机构的是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her]，他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优等生)的反对。没有美国的合作，就不可能推行全球金融管制，最多也就是推行鲁宾、他的母校以及华尔街的提议。这种提议是，在政府、银行和公司中建立更好的全球信息系统，推行更透明的会计程序和簿记，实施更安全、更迅速的破产法规。这种建议认为应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更多资金，以便它作为最后一个可求助的贷方(或金融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在有金融动荡危险中的国家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作为交换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接管那些国家的经济，直到该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到全球投资者可以放心地投资为止。为什么美国要那么坚决地反对推行全球金融管制?为什么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那样做?道理很简单：目前的体系至少在短时期内对美国的经济和公司是最为有利的，尤其对那些在全球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的金融公司来说更是如此。政府官员的口头禅是：“这是经济，蠢货!”伴随着美国在科技、网络、信息以及管理诸方面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经济一派繁荣。很明显，美国政府(尤其是在克林顿时期)一直一马当先想打开新兴市场，废除世界范围内的管制和政府控制，以期扩大全球资本主义。
首先是经济正义问题：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被不平衡地分配，那么这个经济体是在实现其社会目标吗?
当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答案主要取决于主观因素：一个人可能觉得分配不公，另一个却可能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收入的接受者对这些收入的产生作出了不同贡献。但是有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将超出有效的合理范围。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时，美国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首席执行官们)和普通的产业工人在收入上的比率是39：1。到1997年，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缓慢增长后，上述收入比率变成了254：1。在这种不平等的水平上，合理性更多的建立在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的基础上。
其次，还有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在于：如果维持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最终是否会破坏经济的增长?一些理论家当然对可能有问题持怀疑态度——自由市场总是“干净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证明，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影响宏观经济。在穷国，富人对于进口产品的消费倾向会动摇短期经济增长，而他们将资本投向其他地方会破坏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在天平的另一端，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低收入导致了消费信贷的大幅增长，这导致了个人储蓄率极低，用简单的数学演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即这是难以持续的。从全球经济的整体视角来看，我们在很多产业(如汽车、纺织、机械、计算机元件)中看到了证据，其生产能力的持续趋势超过了消费需求。
不平等之于政治持续性的影响，不易被缓慢变动的“基尼系数”所反映，因为这一系数衡量的是一个较长时期内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在稳定时期，社会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不平等。但当发生经济衰退时，发生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有国家内部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的人不仅具有更多的资金储备，而且他们的收入也更多地是从更有流动性的资金中产生，因此能有效地避免在经济下滑时被套牢。而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由于其收入多依赖于劳动，因此他们是与周遭的与经济局势紧紧拴在一起的。缓慢增长的基尼系数并不会激励一个印度尼西亚工人去革命。但是当经济危机到来时，这位工人会因为没有收入给孩子购买食物或者付房租而毅然上街游行，而此时雇佣他的人却早已将自己的资金安全地转到了国外，并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这样，社会秩序就开始动摇了。
正如全球资本主义帮助创造了第三世界对于育儿服务的供给一样，它也创造了第一世界对于育儿服务的需求。在第一世界，从事有酬工作的妇女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六岁以及六岁以下的孩子的母亲中，从事有酬工作的人的比例从1950年的15％增加到今天的65％。事实上，美国妇女如今占美国劳动力的45％，18岁及18岁以下的孩子的母亲中有3／4的人有工作，六岁以及六岁以下的孩子的母亲中有65％的人有工作。此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平均工作时间一直在增加着。
部分是因为许多美国祖母、外祖母以及其他女性亲戚如今自己也从事有酬工作(要不然她们就会去照看有工作的人的孩子)，在过去30年中，越来越少的家庭依靠亲戚照看孩子，而越来越多的家庭则依靠家庭以外的人来照看孩子。因此，在护理链的第一世界这一端，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些有工作的父母，他们很愿意寻找一位保姆或提供照看孩子的服务的人，他们付给保姆的工资比保姆在祖国所能挣的工资高得多。
此外，许多美国家庭依靠家庭以外的人照看他们的老人，这是一种许多保姆自己也十分矛盾地反对的情况。正如帕雷纳斯的一位采访对象——一位洛杉矶的老人护理者——所批评的，“这里的佣人靠那些被家人抛弃的老人就可以谋生。当这些老人上了年纪时，家人就不想再照顾他们。有些人把老人送进疗养院，有些人把老人送进退休老人福利院，还有些人则雇佣人来照顾老人。”但与此同时，照顾老人的护理链就像照看小孩的护理链一样，也意味着保姆无法照顾自己生病的父母；而且如果她们的女儿也出国工作的话，她们会创造出儿童护理链的“老人护理”版——自己照顾第一世界的老人，而另一位受雇的保姆则照顾她们在菲律宾的老母。
第一世界中雇用保姆的妇女自己也陷入了一种男性职业模式，这种职业模式业已证明会对变革表现出惊人的抵制。虽然帕雷纳斯没有采访那些菲律宾女佣和保姆的洛杉矶雇主，但我为《第二次转变》(The Second shift)和《时间困境》(The Time Bind)所做的研究对护理链中第一世界的那一端做了一些说明。妇女已经进入了法律、学术、医疗以及商业这些职业，但这些职业仍然是为那些不必履行家庭责任的有家庭的男性所组织起来的。大多数职业是以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模式为基础的：从事专业工作，和同行竞争，让工作获得好评，树立名誉，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这样工作，积累难得的时间，找到一个能够料理家务的人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生活。过去，这样的专业人士是男性，而“能够料理家务的人”是妻子。妻子掌管家庭，它是一种吸收了生老病死这些人生无常的前工业的、富有弹性的机构，而这一切是被工作场所抛弃掉的。如今，男性在家中更多地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的工作，但他们仍然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要求很高的事业之上，而考虑到这些事业，孩子是一种心爱的障碍。因此，对分担家中的护理责任的抵制以及对护理的寻求就使这种全球链条向下延伸了。
第一世界的母亲中有一些人将她们的情感劳动给予了那些对员工有如“家庭”的公司。在我对于一个我称为Amerco的名列《财富》500强的制造业跨国公司所进行的研究中，我发现，在该公司与人有关的部门(公共关系、销售以及人力资源)中女员工的数量多得不成比例。在该公司的所有部门中．女员工经常帮助别人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个人的也有业务的。正是这些女员工受人欢迎的声音和“软接触”使得Amerco公司对于其他员工来说就像是一个家庭。因此我们发现，各种各样护理链的最终受益者中有一些具有强烈工作文化的大型跨国公司。许多护理链的终端就是公司经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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