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永钦，台湾大学法学士，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法律系主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研究领域跨越民法、经济法、宪法。王泽鉴教授评价他是“一位具有宏观洞见、思维精致的法学者，多年来致力于阐释司法改革的理念，探讨基本问题，提出许多异于传统，深具开创性的见解”。

　　《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以民法通往其他法律领域的动线作为切入点，用比较巨视的、社会的观点，对现代民法中自治和强制之间呈现的复杂关系，从体系功能的角度作了一番整理和反思。如果把我们的法律体系当成一个社区从上空俯瞰，民法典就会像一个典雅的中古城堡，立刻进入眼帘。城墙上高竖“私法自治”的大纛，迎风招展。夹处于栉比鳞次、风格各异的现代建筑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但来到社区近观，却只见穿着入时的人们在古堡和公寓大厦间进进出出，全无窒碍。原来城堡还是城堡，只是功能已经不同。外观的不协调，并不影响建筑之间动线的流畅。堡内长伴黄卷青灯的僧侣，还在激烈争辩一些亘古的难题，其实只要走出城堡，看看社区居民的真实生活，也许很多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私法自治始终还是支撑现代民法的基础，它的经济意义可以上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伦理内涵则又源于康德理性哲学中的自由意志。私法自治使私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要形成者，正如法律关系所要创造和维系的经济关系。然而一直到制度学派开始强调，经济学家才憬悟到，国家在私法关系的形成到消灭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从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事规范，国家的强制处处可见，只是强制的性格、目的和效果不尽相同而已。埋首饾饤条文字义的法律学者，则对私法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因国家角色从单纯的经济秩序维护者、仲裁者，演变为结果取向的干预者，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近年又逐渐退出市场，转而为结构取向的管理者，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鲜予置意。因此，我们不妨以民法通往其他法律领域的动线作为切入点，用比较巨视的、社会的观点，再对现代民法中自治和强制之间呈现的复杂关系，从体系功能的角度作一番整理和反思，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刚刚完成修缮粉刷，庆祝建城七十周年的民法典，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

　　一、民法维持体制中立的奥秘民法的法典化，从罗马帝国的国法大全开始，就显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事实上罗马法所发展出来的人法、物法和债法，从概念类型到基本规范，历经拜占庭式的统制经济、中古行会组织的手工业、乃至近代的国际贸易，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适用性上并无太大改变。继受罗马法而孕育于十九世纪的法国、德国和瑞士民法典，同样也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极端对立的社会体制下，成为民事立法的主要参考架构，从远东的日本、中国到近东的土耳其乃至南美的智利和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从三十年代的苏联民法一直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民法，以其文化、历史和体制差异之大，对照于民法内容差异之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韦伯有关现代法律趋于“形式理性”的论述，或许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概括的解释——正是民法这样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才有可能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放之四海而皆准②。也只有像Franz Wieacker这样的法律学家，凭其深邃的史识，才足以洞视几部民法典背后不尽相同的社会模式③。

前 言
一、民法维持体制中立的奥秘
二、特别民法的四种功能类型
三、正确认识民事规范的性质
四、再探成立与生效要件争议
五、民事规范性质与行为定性 
六、不同民事规范的解释原则
七、本土化与社会化的新挑战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