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恩吉施，1899年3月15日生于吉森(Giessen)，1990年9月11日终于阿尔蔡的尼德-维森的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几乎是20世纪的伴路人。1917年他完成高中学业后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8年至1921年，恩吉施在吉森和慕尼黑研习法学和哲学。在黑森完成法律候补文官见习后，紧接着，他在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几年，1929年在黑森随沃尔夫冈·米特迈尔(Wolfgang Mitermaier)以那本刑法论著《刑法中故意和过失之考察》获得教授资格。在其刑法著述，同时也在其方法-科学思维中，恩吉施另还极大坯受恩斯特·贝林(Ernst Beling)以及哲学家恩斯特·封·阿斯特尔(Ernst von Aster)的影响。
　　在于吉森、弗莱堡和慕尼黑任代理教授(Lehrstuhlvertretung)之后，1934年夏天，恩吉施受任前往海德堡接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哲学教席。当时，依据1933年4月7日的"重组职业公务员法"，拉德布鲁赫被解职。但这并未损害拉德布鲁赫与恩吉施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1938年拉德布鲁赫写信给恩吉施："您知道，对于我来说，失去了我的教席是多么的痛苦，然而，我能想到，在那个位置上，没有一个接任者比您更令我喜欢，对于我们之间一开始业已建立的和现在未中断的良好关系，我感到高兴"。1 在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恩吉施与新的法律秩序和政治体制保持着批评的距离。不同于大多数同僚，他没有顾忌在其著述中继续引用犹太作者(的作品)。在先拒绝了莱比锡、维也纳和汉堡的聘任后，1953年恩吉施转往慕尼黑大学。1967年他退休，1971年回到海德堡，自1972年起，由于一个名誉讲席他与那里的法学院联在了一起。
　　恩吉施的学术著作关注的是刑法教义学，医生法(Arztrecht)以及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恩吉施自己视为最重要的作品为：
　　-《刑法中故意和过失之考察》，1930年，1964年再版
　　Untersuchungen über Vorsatz und Fahrl?ssigkeit im Strafrecht, 1930, Nachdruck 1964
　　-《作为刑法行为构成特点的因果性》，1931年
　　Die Kausalit?t als Merkmal der strafrechtlichen Tatbest?nde, 1931
　　-《法律秩序的统一》，1935年，1987年重印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1935, Neudruck 1987
　　-《对法律适用的逻辑研究》，1943年，1963年第3版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1943, 3.Aufl. 1963
　　-《论法律者的世俗形象》，1950年，1965年第2版
　　Vom Weltbild des Juristen, 1950, 2.Aufl.1965
　　-《当代法律和法学中的具体化观念》，1953年，1968年第2版
　　Die Idee der Konkretisierung in Recht und Rechtswissenschaft unserer Zeit, 1953, 2. Aufl. 1968
　　-《法律思维导论》，1956年，1983年第8版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1956, 8.Aufl.1983
　　-《追寻正义》，1971年
　　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rechtigkeit, 1971

　　作为刑法学者的恩吉施的著作，他的刑法著作的影响力，和他致力于刑法方法研究，尤其是为汉斯-海因里希·耶舍克(Hans-Heinrich Jescheck) [2]和汉斯·约阿希姆·希尔施（Hans Joachim Hirsch）[3]作了详尽评价。对故意和过失或因果性的开路式考察，以及他关于医生法的文章，在今天仍是刑法教义学的基础。在他的法哲学和法律理论著作中，恩吉施既未与法律的传统和法律理论的传统决裂，也未寻求踏上法律认识的全新之路。毋宁说，他用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与本世纪有代表性的法哲学和法律理论观点展开论辩，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法律思维导论》中。在这一点上，他的《法律思维导论》也恰好同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一本关于法律方法论发展的导论。
　　在一个打上新实证主义倾向，但也打上法律秩序本身不为法律者重视烙印的时代，恩吉施通过《法律思维导论》和在其他方法论文章中深为关切的事情，显得是更为现实的：一方面，对基于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法律者有服从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律者总是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正确地”适用制定法，如何可以有责任意识地去续造制定法。在《法律思维导论》中，首先，制定法规范的内容之确定和推论过程，合乎逻辑地占据了较大篇幅。在解释方法问题上，恩吉施遵循着受萨维尼影响的传统的方法准则（Methodenkanon），但他也同时正确评价了新的诠释学观点。此外，他意识到，既不是传统的解释学说，也不是方法学说方面（完全不是规范逻辑）的新观点，同样，不是某些推理程序（如类比推理），导致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而是每一种只是导致或多或少满意的合理的法律答案。当这用一个清楚和可以理解的方式被释清时，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些要素和关键点在解释法律规范时能够和应该予以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作为重要的关键点，与恩吉施的著述紧紧相连。进入规范解释的基本问题，受对法律的根据和界限的法哲学思考所决定，只有如此，解释才是前后一致的。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之缘起，在乎“取法人际，天道归一”之理念。
　　天地渺渺，众生芸芸；然天地何以长存不灭，众生何以繁衍不息?此中必有亘古于今之一般法则。天地者，自然之谓；众生者，乃自然所赋生灵之长，人也。而人所以居万物之首而为生灵之长，概因其不仅是生于自然，而且还能领悟于自然，进而以理性和智慧的劳动创造受益于自然。由此而论，天地间至真至善至美，莫过于人与自然之和谐融合。正如庄子所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也。”而中国哲人所言“天人合一”，实际表明着人类的最高智慧和境界。但是，最高的智慧未必是功利的智慧，最高的境界往往不是现实的境界，此乃人类虽为万物灵长，但又归于万物的本性使然。尽管不无缺憾，但却理所当然。纵观古往今来，可知人类始终是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物性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发展。不过，人出于其自然本性但又以其理性确认的社会秩序，又使之在这种永远不会解消的矛盾状态中生存发展成为可能。
　　自古以来，食色之性、交往之需、名利之求、功德之义，无论国人洋人、权贵庶民，众生莫不有之；惟每人认取之价值，或此或彼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但基于人之本性所产生的社会，无论东方西方，必然有其共性。于是有老子的古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希腊的斯多噶哲人也说：“按照自然而生活。”由此可知，同属自然之人类，本有其共同的理念与法则。以法律而言，中国、西方法律虽文化传统各异，然毕竟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必然有其共同的人性内涵。所以，考察法律，应着眼超越地域、国度和民族，甚至超越时空的人际层面，努力发现本来属于整个人类的理念和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并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越来越普遍深入的交往。吾人之规可为他人所取，他人之法可为吾人所用，概其皆出乎人之本性。所以“取法人际，天道归一”，当为人类社会法律进步之最高思想境界。以迄今历史度之，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越来越普遍深入地相互结合和依赖，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世界化正在相辅相成地迅速演进。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共性愈多愈充分地为人所认识，则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愈可能有效和平地进行。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往、确定关系及秩序的最重要途径。就此而论，可断言未来人类的发展与和平，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全人类在法律法则上的沟通与趋同。

　　为了我们不陷入特殊的逻辑困境中，我们重新强调(参见上文第46页注释5)，我们只对从刑法的决定，特别是所谓的刑罚判决(例如：“A犯有谋杀罪，因此将被判处终身的自由刑并承担诉讼费用”)中得出的思维上的应然要素感兴趣，而不管那种执行刑罚和忍受刑罚的双重法律命令。当然，一个具体命令，正如一般的刑罚和接纳刑罚的命令包括在抽象的刑法之中，也同样完全由作出判决的“知识”涵盖。在这中间，从一个抽象的命令中“逻辑地推论”出的具体的命令，是一个在理论上非常棘手的事情。莫里茨(Moritz)曾写过一篇论这种“实践三段论”的有洞见的论文，这篇文章欲指出，从“命令的大前提”推出具体命令，基本上不可能，同样不可能的是，从那个一般命令：所有谋杀者要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推出那个具体命令：谋杀者M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在此，我们对这个实践三段论及“意愿性推理”(volitive Schl- usse)留待不论。J我们只指出，“推导不仅要求根据陈述句，”因为，“一个陈述句可以从一个祈使句中推论出，并经此又获得祈使句”这一学说更多地是由迈尔(H．Maier)所提出的。例如：每个谋杀者应被判处终身的自由刑；M是一个谋杀者，因此，M应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可能人们会说，那个著名的拉丁语格言：“适于每个人的，对每个个体有效”(quidcJuid de omnibus valet，valet etianl de quibLJsdanl et singulis)不仅在陈述句领域，而且对命令也有效力，因此，构成了意愿性推理的支柱，当然，在那里，“deomnibus”应被解释成“对每个个人”，不应该解释成“对一切人”(另外，人们可能质疑：对所有人所要求的东西，将还不是对某个人的要求，因为每个个人只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才感到被称为命令的义务人[Befehlsadreessat]，此前提条件为，一切其他人也作了要求他做的事情。但是这一立场，只是在一般的命令的意义上起作用，即一切人都应响应那个要求时，某个人才可能采纳。但是一般命令的意义发生于，每个个人不考虑其他人的行为，也即不考虑其他人是尊重还是蔑视规范，都应当遵循命令。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对每个个人的命令[dictum de Omnibus]才有效)。数理逻辑也在日益强烈地抨击演算式地理解规范一法律思维。但是，当我们注意到，根据制定法而进行的纯“认知性”(Kognitive)推理被包括在法律的判决发现和判决证明中，也即根据陈述句推理，我们就在回避这种逻辑的特性和细微性。因此，法官应该首先根据刑法典这样地提出了一个一般的陈述句：“谋杀者应根据刑法典第211条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用这样一个在逻辑意义上是真正的应然判断的大前提(它要求完整性)，法官推断出同样形成的“小前提”：“M是一个谋杀者”，以从中得出结论：“M应根据刑法典第211条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这又是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判断。这一三段论是一个严格的理论的间接推理，它在案件上的运用，被称为“barbara式”的三段论，这种方式也可以容易地变成“ponens式”，在ponerns式中大前提假定了一个条件式的构成：“如果有人是谋杀者，那么他应被处以终身的自由刑。”现代逻辑学上将这命题称为“普遍蕴涵”(allgemeine Implikationen)，这个命题同样可以表现为一般命题的这种形式：“所有的A都是B”，正如假设性命题的形式：“当A是什么时，那么B也是什么”。法律发现就是探讨这个具体的应然命题，它推理式地被获得。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
德文第九版编者序
德文第七版作者序
翻译凡例
中德文文献对照索引
德中文缩略语对照表
第一章  导    论
第二章  论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结构
第三章  从法律规范中获取具体的法律判断，特别是推论问题
第四章  从法律规范中获取抽象的法律判断，法律规范的解释和理解
第五章  法律规范的解释与理解  续篇：立法者还是制定法
第六章  法律者法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概念，裁量，一般条款
第七章  法律者法续篇：填补漏洞和修正有缺失的法
第八章  从制定法到法从实用法学到法哲学
附录
西文人名中译对照表
德(外)、中文术语／内容对照表
编者后记：卡尔·恩吉施的生平和著作
译者简介
译后小记：让规范舞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