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伟林（W．C．Kirby）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现任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84年出版本书，备受好评；此后又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吏的主要学者之一。其论文《近代中国的连续与变化》，论述了民国的经济计划和人才对日后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以1949年作为界线：另一论文《中国的国际化》，展示了近代中国将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指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能仅仅“以中国为中心”。这些论述极具影响，使得“连续与变化”和“国际化”成为西方中青年学者研读中国近代史的新视角。

　　《德国与中华民国》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指出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更在于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质性接触。美国《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的成就。

　　经济萧条与有限的成功
　　“中国研究学会”对一个巨大而尚待开发的中国市场表现得极为乐观。理夏德·威廉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心理》，布鲁诺·里施（BrunoRisch）1930年出版的那本论述外国机器在华市场的著作，以及工业联合会考察团那份广为流传的报告，都是在往升高的期望上煽风点火。
　　尽管考察团的报告和工业联合会的文化宣传活动均强调开拓中国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面临着不少急功近利的压力。有人声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如果德国工业界不能尽快在那儿扎下根来，那么它定会被关在未来的大门之外。另外，当德国产品的出口需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迫切了。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德国国家银行董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
　　信贷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一些公司曾要求国家为其参与中国建设的合同担保，但都遭到拒绝。自1929年初将可能实行的贷款策略明确表述之后，信贷的短缺就变得尖锐起来。从那年起，战后德国工业依赖甚殷的美国短期贷款降至1928年总额的20％，同时早期的贷款也到了偿付期限。因而，德国大公司的工业投资从1928年的15亿德国马克降到了1929年的11．7亿，1930年再降至9．07亿，到1931年更降至只有5．22亿德国马克的低点。

鸣谢
绪论
第一章 1914年之前德国在中国
第二章 德中关系的重新起步
第三章 联系的建立1926m1931
第四章 国民党的工业战略1931m1933
第五章 新的关系1933m1936
第六章 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
第七章 德国与中国的现代化1935m1937
第八章 尾声1938—1941
结语
缩略语
参考书目
新版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