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一贯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如果说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实施的机会还很少的话，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和平演变”的时机是大大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与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绝对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斗争的关系。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弃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野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回击下，中国顺利挺过这一风波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斗争更加激烈。中国一方面在国际上树立起了大国风范，一方面也经受着西方“西化”、“分化”的考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并不会自动地使劳动阶层的利益得到保障，但是，西方一些学者所制造的全球化的神话使一些人丧失了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判断能力，盲目以为全球化能给本国、本阶级带来意想不到的福利，这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和平演变”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江泽民指出：“西方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人更加不利的地位。”①因此，中共只有搞好党和国家政权的建设，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有效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
共产党搞政党外交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团结各无产阶级兄弟政党，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共同争取人类解放；二是同一切违背、干扰、破坏这一历史进程的各种企图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作为外交实践的指导，在理论上，一方面要确立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在新时期和新的形势下，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指导，建立新型的兄弟政党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在理论上必须澄清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批判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这要求中共既防止在政党外交上搞盲目“左”转，也防止政党外交上搞“西化”右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坚定不移地向前进。任何只看到问题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不全面的；任何一种搞骑墙主义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在这一过程中，从理论上批判西方“和平演变”，既是政党外交理论的内在属性，也是在实践中保持清醒头脑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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