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术系、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主要著作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知识经济对策》等。

　　全球化主要是指商品、资金、信息、人员（部分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合理配置。全球化之所以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长足进步，离不开技术的快速进步，离不开良好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从总体上看，这些支撑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并未根本改变。
　　全球化在经过后冷战时期高歌猛进的十年之后，目前步入了消化、调整、深化的阶段。在未来五至十年中，全球化是否能够继续推进，取决于主要国家能否有效地开展合作，协调政策，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句话，如何创造出适应全球化新现实的有效治理模式，决定着全球化的前途与命运。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不可逆转的观点，显然是盲目乐观了。

　　译者序
　　全球化在经过后冷战时期高歌猛进的十年之后，  目前步入了消化、调整、深化的阶段。在未来五至十年中，全球化是否能够继续推进，取决于主要国家能否有效地开展合作，协调政策，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句话，如何创造出适应全球化新现实的有效治理模式，决定着全球化的前途与命运。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不可逆转的观点，显然是盲目乐观了。
　　一、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存在，主流没有逆转
　　全球化主要是指商品、资金、信息、人员(部分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合理配置。全球化之所以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长足进步，离不开技术的快速进步，离不开良好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从总体上看，这些支撑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并未根本改变。这些因素包括：
　　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成本，把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各国彼此之间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虽然近几年“新经济”概念股遭受重创，但是技术创新与进步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势头。一般预计，互联网的速度将更快，卫星通讯将更加发达，海运和空运的成本将变得更低，技术产品的普及也将大大加快。
　　全球市场经济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依然活跃。全球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范经济活动的作用显著强化，不仅限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活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均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一些基本机制，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OECD、G--8高峰会依然发挥作用。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明显加快，与全球化的发展齐头并进。继欧元启动之后，欧盟的扩张进程大大加快了。4月中旬，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立陶宛等10个国家首脑正式签字入盟，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届时欧盟成员将达到25个。俄罗斯政府也确定了在适当时机加入欧盟的计划。看到联合欧洲的挑战，美国加紧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  同时加强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白贸易区的努力，美国与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一体化对全球化是祸是福，专家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但是，笔者认为，美欧之间的竞争基本是良性的，对于推动全球化是有利的，美国官员也称美欧竞争为“竞争性的自由主义”的竞争。随着东盟与中国决定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东亚一体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了。从全球范围看，美、欧、亚三大区域之间的战略对话与政策协调，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力。
　　全球化发展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基本没有改变。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立，为全球经济的整合铺平了道路。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格局没有改变，美欧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但是，这一分歧显然不足以破坏跨大西洋经济政治合作的大局。究其原因，美欧经济早巳形成“牵一发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网；此外，欧盟无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不同货币的存在，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的动荡不定，阻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汇率波动显然与商品市场中统一价格原则失灵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假定完全废除贸易壁垒、地理和语言限制，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仍偏
　　向于与本国人进行贸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差别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直到最近我们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货币的不同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有学者采用引力模型研究了汇率问题。结果发现，如果剔除汇率变率中的标准差(比如，从平均值7到0)，那么，一组国家间的贸易量将会增加13％。除此之外，罗斯发现，如果这些国家采用同一种货币，产生的影响会更大：贸易量将再扩大3．5倍。
　　在过去的十年中，约有20个国家采用了同一货币或共同建立了货币委员会(包括1999年成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11国)，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但是同时，大约有20种新货币诞生，这主要是前苏联解体的结果。
　　衡量金融市场一体化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们聚首时提出了建立世界货币体系的设想，他们认为，国际一体化绝对是好事，要尽快消除各种壁垒，为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提供金融条件。尽管经济学理论可以充分证明资产的自由贸易和商品与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行，但是，与会代表们还是决
　　定吸取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同意对国际资本流动加以一定的限制。直到1973年固定汇率制最后崩溃，德国和美国解除了它们的资本管制措施。日本和英国到70年代末也解除了资本管制，但是，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直到80年代末才解除资本管制。90年代，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向大规模资本流动开放了市场(尽管此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一部分观察家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与会代表或许是对的)。
　　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发现，国际金融一体化在过去3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运用数量研究法和价格研究法都得出了上述同样的结论。
　　跨境资本流动的总量确实增长很快。外汇市场的总交易额也许是令人印象最深也是最常引用的数字：截至1998年4月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天的交易额达到1．5万亿美元，比商品和服务贸易额高出100倍。但是，从多种意义上讲，资本净流动比流动总量更重要。今天的净资本流动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要小于一战以前英国流向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土地充裕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比例。“除此之外，马丁·费德斯坦与查尔斯·赫里奥卡在一份颇有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净资本流动总额要比在自由资本流动的环境下少得多：一个国家受到国民储蓄下降的困扰，很可能也同样面临随之而来的投资下降的难题，依靠国外借贷来弥补差额可能性不大。同样的，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所持有的外国证券在其持有的全部有价证券投资中的比例肯定低于通常认为的合理水平，这就是所谓的“本国偏好”之谜。”显然，非充分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依然是进行跨国投资的重要障碍。
　　该报告还研究了套利交易平抑资产价格或资产回报率的能力。一般认为，在不对跨境金融流动设置障碍的情况下，套利交易行为会将利率拉平。但是，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远期市场的交易安排大大减少了利率的风险，使得工业国家之间的利率趋同，这表明工业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控制。但是，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预期的影响，而不是考虑远期汇率，那么，国际利率看起来并不趋向一致；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率的预期，那么，利率肯定不会拉平。显然，货币差别很重要，足以在不同的回报率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此外，剩余交易成本或非完全信息对跨境股权投资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些因素阻碍对某些信息密集型资产如按揭贷款的跨境投资。还有国家风险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也是妨碍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
　　简而言之，尽管在最近几十年中，国际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一样，一体化程度大大加强，但是，一体化的程度远比人们想象得低。全球化既不是什么新现象，也远未完成，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
　　
　　数字网络，通过其通讯基础设施和丰富、灵活的内容提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90年代美国IT产业工人创造的附加值年均增长10．4％，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率。一些专家认为，在20世纪后几年，正是在“信息经济”的急剧扩张的推动下，信息产业的增长占到美国经济年增长的1／3强。
　　巨大并且不断扩张的网络区域，可浏览信息内容不断增加的广度和深度，和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为评估现代全球数字网络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指标。对传播革命做出准确的评价需要更适合于分布在各处的基础设施的时间距离和测量工具，但其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传播革命的影响
　　这场传播革命的影响既是意义深远的又是复杂的。一些最基本的后果会被所有受到其影响的社会直接感觉到，因为政府不得不去应对传播革命。这些影响包括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福利，也包括对国内治理的影响和对国际事务中权力转移的影响。
　　一、对网络的依赖
　　随着数字网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从整体上变得依赖于网络，依赖于网络的功能和真实性。1980年ARPANET的失败，1990年AT&T公司的交换系统达到饱和状态，2000年春天“爱虫”病毒在全球造成的浩劫已经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网络是多么依赖。”更糟的是，随着不断增长的依赖度而来的是不断增长的脆弱性，因为网络标准既是强壮的、分散化的，又是不安全的、开放的。考虑到这种不安全性，政策制定者们不仅在国内需要共同努力，在国际范围内也需要协同合作。他们制定的政策增加了许多技术附加条件，比如加密技术和电子签名。
　　尽管有了这些防范技术，但是由于网络的本质是开放的，所以总会在攻击下表现出脆弱的一面。简单地利用工具来增加网络的安全性是不够的。网络设备的维护、灾害防护的专家和法律的执行都应充分意识到面临的风险。最危险的情况是黑客利用一些鲜为人知的安全漏洞摧毁网络的关键环节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整个网站的瘫痪。
　　二、集中和大量的“用户化”服务
　　许多人把互联网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商业领域。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有益补充，因为通过网上交易可以降低跨国的交易成本，如广告、营销和订货成本等。当相当多的信息在全球交易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全球化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互联网在经济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互联网为从大规模生产到灵活生产，再到大规模“用户化”生产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框架。大规模生产，以亨利·福特为代表，确保只要T型车的底色是黑色的，用户就可以涂上自己想要的任何颜色。一切都以预测的需求为基础，根据预测生产库存，然后利用广告刺激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大规模生产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生产者有能力将大量的销售信息传送给大量的潜在用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原有的媒体手段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数字网络使得不同类型的生产，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更加有效。利用网络的“双向沟通”的特点，生产者可以在生产之前征求用户的意见，并且完全按照用户的订单来生产。“大批量定制生产”的概念，在1987年时因为斯坦·戴维斯(Start Davis)而流行起来，后来约瑟夫·派因(Joscph Pine)在理论上做了修正，现在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最重要的战略。“用于“定制化”生产的具体的用户信息取代了大量的原先由生产者传递给用户的信息。“定制化”生产已经在大型的计算机生产厂家中成为可能。如戴尔和苹果在各自的网页上根据用户订单提供产品，这样就将营业库存降到只够两天的供应，高效生产的结果是在计算机领域库存产品大幅度地快速贬值。大规模“用户化”生产不局限于制造业，信息导向的服务行业和信息媒体方面也很自然地选择这个策略。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预测全世界会出现500个电视频道。互联网的成功表明，电视频道的数目将远远不止500个，而是“一人一个频道”，即单一的高度用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
　　新网络经济时代中各基础商业模式的大规模重组提出了新的复杂问题，包括盗版、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为控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已经成为财富的源泉。
　　三、虚拟社区
　　网络的全球化，全世界统一的内容格式标准，不断急剧增加的带宽，都使得不断增加的互联网用户无时无刻地感受到信息的传播。互联网的定价模式，不把距离考虑在成本中，会更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经济”中，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将代替实体货物的运输，阻碍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配送货物设施的落后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数字网络上的“距离”将不再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带宽或者是处理能力方面的“瓶颈”问题。人们在一个很宽的带宽上与一个快速的信息服务器连接会觉得彼此间距离很近，而当在一个速度很慢且不可靠的网上和一个小
　　服务器连接时会觉得彼此间距离很遥远。
　　传统的政策制定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国家将居住在临近地域的人群凝聚在一起。几乎全世界的法律体系都以一定的地域为前提。法律有地域范围的限制，并且只有这个区域的人们才遵守这些法律。但是全球数字网络的用户们却不再受到地理疆域的约
　　束。相反，他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自成一体的社区的障碍，这些社区是有着共同爱好或目标的用户自行组织起来的。这些“虚拟社区”(这个名词在1993年因为网络幻想家霍华德·莱因歌德而流行起来)不是因为地理的接近而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经历而形成的。此外，在大多数现实情况下，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社区，而在“虚拟礼区”中则没有这个限制。对个人来说，从一个虚拟社区中退出的损失比离开一个真实的社区的损失小得多。

第一章  导言
罗伯特·O．基欧汉、约瑟夫·S．奈
第一篇  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   杰夫里·弗兰克
第三章    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    格雷厄姆·埃利森
第四章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   威廉·C．克拉克
第五章    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概念、历史以及美国的作用  尼尔·M．罗森道夫
第六章    传播的全球化   维克托·梅尔——逊伯格、德博拉·赫里
第二篇  全球化对国内治理的影响
第七章    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   皮帕·诺里斯
第八章    是否准备好了：发展中世界和全球化    迈理里·S．格林德
第九章    全球化与公共管理改革    伊莲·修拉·卡马克
第十章    法律移植政治及其动机    弗雷德里克·萧尔
第三篇  全球性治理
第十一章  全球化、非政府组织与多部门关系    戴维·布朗、桑杰夫·卡格莱姆、马克·摩尔、彼得·弗鲁姆金
第十二章  全球化与国际制度的设计    凯利·科格莱昂斯
第十三章  文化、认同和合法性    阿瑟·伊萨克·阿普尔鲍姆
第十四章  信息政策与治理    德博拉·赫里、维克托·梅耶——勋伯格
第十五章  经济全球化的治理    丹尼·罗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