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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7501221758
  • 作      者:
    (美)威廉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等编
  • 出 版 社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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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的编者是被誉为当今战略史和战略思想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的威廉森·默里等人,参加本书撰写的多位著名的战略史学家"对军政领导人在回应外部挑战时逐渐形成和明确表达的战略的方式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展示。本书的研究对象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说都是空前的,是大战略和战略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战略思想是指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包括对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以及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等完整的观点。战略思想是制定国防政策、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和军事训练的理论基础。它随着战争指导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当某一战略思想为最高当局所采纳,就成为某一国家或军事集团的战略指导思想。战略思想的价值,取决于反映战争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程度。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不同的国家、阶级及他们的战略思想家,都是从其各自国家、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其战略思想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思想,都是与其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作战能力相适应的。本书分专题对几千年来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战略思想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主要内容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尚武国家的战略:罗马及其对迦太基的战争;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战略缔造:腓力二世的"霸权图谋";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英国的战略和政策;意大利的战略;1919至1945年的英国战略;幼稚天真的美国战略;法国的安全幻觉;苏联阶级战争的战略;以色列战略的演变:不安全心理与绝对安全追求等等。本书是研究战略和战略历史的经典读物,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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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  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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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经济因素
  任何战略的贯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可得到的经济手段。腓力二世治下的西班牙是个例子,表明一个早期现代国家能够在获取贯彻战略的充足手段方面所经历的困难。1576年,西班牙政府未能向它在佛兰德的士兵发放军饷,结果触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兵变和对安特卫普的洗劫,它们损害了腓力.在此前十年里实行的战略和政治方针。另一方面,荷兰人却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经济,它使之能够在造反中占上风,即使这场冲突延续了肋年之久。
  的确,在整个现代早期,一国产生资本的能力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收集资金方面常年不息的困难鼓励了一种权宜之计——“以战养战”,它不断地使军队进兵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刺激了精细的强制性捐献制度的创建。然而,这样的措施充其量也是不足的。士兵们在自己夺取的东西当中浪费和毁坏得太多,靠所占土地供养的需要又往往严重阻碍了作战,而供给之不确定使得军队不听中央控制。最重要的是,缺乏高效出资本动员妨碍创建足够强有力的陆海军。随君主们力图更有力地控制自己的岁人基础,对于更为强大的武力的需要帮助刺激了绝对专制主义的发展。
  政府与商业利益结盟是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荷兰人预示了这种安排,然而英国人在其革命和内战之后决定性地采纳了它。国王和国会分享权力,这使税收得以急剧地、然而是自愿性地增加,并且鼓励了富人们大规模地借钱给国家。同任何其他因素相比,优越的财政组织更使得英国能够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向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挑战,并且最终超越之。
  到头来,所有西方国家都认识到、而且采用了这一经济上的有利做法。然而,尽管现代财政安排缓解了对战略的制约,但没有消除它们。确实,通过实现闭关自守、自给自足来摆脱一切经济桎梏的渴望帮助推动了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促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灾祸的英德敌意的部分原因。同样的基本冲动刺激了日本对朝鲜、满洲和中国的扩张。美国的报复性经济措施(一系列最终达到切断一切石油供应的禁运)则刺激日本夺取东印度,并且孤注一掷、不顾后果地进攻美国本身。
  经济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义上的盟国。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濒临经济灾难;它的重新武装计划就手头的资源而论规模过大,尽管它完全符合希特勒的目的。于是,经济过热的压力越来越迫使希特勒有所行动,导致他在第三帝国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前就大打出手。然而,正如他在1938年被告知德军备战尚未就绪时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的备战程度,而在于德军与其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对第三帝国来说幸运的是(至少短期内如此),德国人不是在其经济供给匮乏的1938年开战,而是在1939年,那时他们可以从残缺不全的捷克共和国和苏联汲取资源。
  在欧洲的另一边,对又一场欧陆战争的极端恐惧和对英国战略的两大经济制约交织在一起。内维尔,张伯伦认识到英国经济力量的局限,认识到政府重整军备计划可能严重动摇公众的和国际上的金融信心这一危险,而这信心是英国政府自1931年危机以来那么费劲地加以修补的。他还担心,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破坏之后,又一场冲突将完全毁损英国的经济地位。张伯伦和英国财政部的分析家们在这第二点上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点上,他们未能超越自己的狭隘眼界,未能理解纳粹威胁的性质,结果几乎丧失了英国的独立。
  自19世纪头三十年往后,对美国决策的经济制约比差不多所有其他现代国家所受的都小得多(从美国南部邦联角度来看除外)。在内战期间,一旦国民经济加速起来,联邦政府便处于一种极其有力的地位,能够将巨大的军事力量深深地投射人美国南方,从根本上粉碎叛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了“美国战争方式”;美国的经济实力对于造就或维持粉碎德国权势的大联盟证明是关键性的。然而,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并非万能:越南战争提示,就贯彻一种根本上有误的战略眼界而言,即使压倒性的经济力量也无济于事。
  
  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431至404年)里,雅典人及其盟邦打了一场可怕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先是同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人及其盟邦交锋,但最终还与他们自己的许多叛变了的盟邦作战,并且同阿查埃门尼德的波斯帝国几乎用之不竭的财政资源较量。从雅典人的角度看,它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人则大概将它视为“雅典战争”。然而有如希腊史的那么多部分,我们是从雅典人的视角来看它。我们关于这场战争所知的大多来自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一位同时代的雅典人,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在一个由他部分负责的城市陷落后被判放逐,直至战争结束。他个人的灾祸对后世来说实属幸运,因为他的放逐使他能够周游希腊世界,同双方的参战者交谈。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异常公允、异常深刻的史书。
  从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视角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如一场世界大战,就像1914至1918年的大战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的那样。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开始时他便着手编纂其史书了;
  相信它将比先前打过了的一切战争都更大、更值得关注,而这是从下面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两强当时在所有各方面都处于其最佳备战状态,并且看着希腊其余各邦人站到这一边或那一边,有些是立即选择站队,另一些则是打算这么做。因为这是所曾震撼希腊的最大剧变,同样波及蛮族世界的某个部分,也许可以说波及人类的很大一部分。
  这场战争是希腊史上的一个可怕的转折点,导致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毁坏,加剧了派系敌意和阶级敌对,使希腊各邦互相离异,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最终削弱了它们抵抗来自外部的征服的能力。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厄运,也尽管他们自己犯了种种错误,并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敌人聚合起来反对他们,雅典人仍然有几次显著地接近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至少维持其独立和权势不变。他们的最后失败也不是必不可免的。的确,修昔底德强调把他们打倒是多么困难:
  甚至他们在西西里失败之后——在那里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舰队和其余兵力,而且派争已经在雅典爆发——他们仍然继续坚持了10年,不仅抗击他们先前的敌人、加入其行列的西西里人以及倒戈反对他们的大多数盟邦,而且后来还抗击向伯罗奔尼撒人提供金钱以建设海军的(波斯)大王之子居鲁士。他们在因为内部争斗而自相残害以前,也没有屈服。
  什么类型的国家如此坚韧地战斗、但输掉了古希腊史上最大的战争?
  为理解雅典国家的形势和特性,把它当作“雅典帝国民主制国家”来想是有益的,而且这一名称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重要含义。雅典有一部独特的历史,这历史在它成为一个民主制城邦国家和取得一个帝国以前许久,就帮助造就了它的特性。它是被称作阿提卡的那个地区的首要城镇,而该地区是个从希腊中部向东南延伸的三角形小半岛。阿提卡面积约1000平方英里,但很大部分是无法耕种的多岩石的山丘,其余则很难说是头等的良田。即使按照希腊的标准,早期的阿提卡也相对贫穷。当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向南席卷而来时,这反倒证明是个恩惠,因为他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的较为诱人的土地,而认为阿提卡不值得征服之劳。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南部较富庶土地的斯巴达人奴役人口数目多得多的土著,将后者称作希洛人,靠盘剥他们的劳作为生,  自己不事耕耘。然而,他们付出了一种代价:他们的国家变成了一座全心习武的军校和兵营,孤立自处,对于同外部世界接触疑心重重,并且无时不担心希洛人造反。与之相反,雅典人自称土生土长,从月亮诞生以前起就萌发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并且始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自由自在自主,没有压制一个心怀不满的被奴役阶级这一负担。
  雅典兴起的另一个秘密,在于该地区早就在雅典人支配下统一起来。与为了控制阿提卡北部边疆上的维奥蒂亚而不断打仗的底比斯人不同,雅典人没有变得久陷于同邻近各城镇的争执和战争。阿提卡的所有各个社群都是雅典城邦的组成部分,它们所有自由的、本地出生的居民都是平等的雅典公民。不存在强烈的内外压力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解释雅典何以有相对随和的、非暴力的早期历史,何以在公元前5世纪兴起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到该世纪中叶,民主体制已基本上发展到了它的成熟形态,那就是所有成年男性公民直接参与他们自身的治理。
  雅典的最高权力在于议政大会(ekklesia)。所有政策,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军事还是民政,都由它决定。它一年开会不下40次,会场是露天的,在阿克罗波利斯旁边,俯瞰雅典市场。所有男性公民都有资格与会、投票、提案和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约有4万雅典人有此资格,但参加大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它是批准和约和宣战的机构,所有战略决策首先在几千人面前提出、讨论和辩论,每项行动的每个细节都必须得到其中的多数批准。对于任何征战,议政大会都投票表决,表决对象包括征战的目标和目的、所用舰船和人员的数量和具体性质、要开支的资金、统率部队的将领以及给这些将领的具体指令等。
  在由选举而非抽签决定的很少数雅典国家官员中间,最重要的是10名将军(strategoi)。由于他们在会战中指挥雅典陆军师团和舰队,他们就必须是军人;由于他们需要为一年的将军任期赢得选举,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连选连任,他们就必须是政客。公元前5世纪里,大多数将军在这两方面都有本事,虽然有些在一个方面比在另一个方面更能干。尽管这些人在打仗时能够、也确实强行实施军纪,但他们在城内并不很有权势。他们一年里至少有10次正式面对抱怨和批评他们的在职行为的时机,而且任期结束时还不得不充分交代为官期间在军务和财务两方面的所作所为。每一次这样的场合,他们如果被指控行为不良,便需接受审讯,要是被判有罪的话,就可以处以严厉的惩罚。修昔底德并非惟一一个从不高兴的人民那里饱受苛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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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导言:论战略  威廉森·默里  马克·格利姆斯利
地  埋
历  史
政权的性质
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
经济因素
政府和军事体制组织方式
缔造战略
结  论
第二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  唐纳德·卡根
第三章  尚武国家的战略:罗马及其对迦太基的战争(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01年)  阿尔文·H.伯恩斯坦
导言
罗马民众的作用
罗马寡头集团的精神气质
同盟的结构
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冲突
胜利的果实与失败的代价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结束语
第四章  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
第五章  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战略缔造:腓力二世的“霸权图谋”(1556至1598年)  来弗里·帕克
第六章  全球战略的起源:英国(1558至1713年)  威廉·S.迈尔特比
第七章  追逐荣誉: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1661至1715年)
第八章  向强国边缘迈进(1783至1865年)  彼得·马斯洛夫斯基
第九章  一个民族国家的战略无常:普鲁士/德国(1871至1918年)  霍尔格尔·黑尔维希
第十章  疲惫的巨人:英国的战略和政策(1890至1918年)  约翰·古奇
第十一章  充当决定性的砝码:意大利的战略(1882至1922年)  布赖恩·R.沙利文
第十二章  通向意识形态战争之路:德国(1918至1945年)  威廉·戴斯特
第十三章  帝国的倾覆:1919至1945年的英国战略  威廉森·默里
第十四章  幼稚天真的战略:美国(1920至1945年)  埃利奥特·A.科恩
第十五章  安全幻觉:法国(1919至1940年)  罗伯特·A.道蒂
第十六章  阶级战争的战略:苏联(1917至1941年)  厄尔·F.齐姆科
第十七章  以色列战略的演变:不安全心理与绝对安全追求  迈克尔·I.汉德尔
第十八章  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至1991年)  科林·S.格雷
第十九章  结论:缔造战略方面的连续和变革  麦格雷戈·诺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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