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龢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惎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龢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龢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龢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觫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龢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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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北京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发旧思而有新意。
——茅海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