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将其主张归纳为
“三民主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因此，就中国革命而言，一方面是反对清王朝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反对君主政体的政治革命，再方面是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社会革命，其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是从与生俱来的“种性”出发，要求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的外在表现就是本民族掌握政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满族人夺取了汉民族的政权，使汉族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必须坚持民族主义。
但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恶劣政治的根本——君主专制政体。因此，民权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它的目标在于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作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思想家，孙中山对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不断轮回可不能不有所警惕。怎样完成由君权向民权的转变过程，避免历史的再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05年秋，他与汪精卫谈话时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在革命之时压制军权，革命必不能成功，而革命成功后，让军政府交权于人民，也不太可能。解决的办法是商定一个《约法》。所谓《约法》，就是定“民权”和“军权”的关系。它能保证两者不相侵而“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由此，他开始了建国程序的设想。
1906年秋冬，孙中山提出要使民国建成、完善，必须分三时期，即建国三程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在军政府率领下清除敌人，扫除旧社会遗留的积弊，并施行教育等等，行政权归之于军政府。三年后，以县为单位解除军法，公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地方实行自治，其地方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产生。约法规定了人民、地方议会和军政府三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天下行约法六年后，解除约法，颁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大总统与国会议员由人民公举，一切依宪法行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
与此同时，孙中山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看到了三权分立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对未来共和政体的思考中，提出了五权分立的观点。1906年11月，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拜访孙中山时，孙中山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只有考选权的同时独立，才能最公正、最严密地选拔人才。考察欧美官制，不是选举就是任命。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以口才为衡量的标准，从而埋没了具有才能而无口才之人；至于任命就难免任人唯亲，而且行政官员的进退随着总统的进退而进退，造成国家机构更迭繁多、政治腐败、效益极差。因此，应该借鉴中国古代的官吏考选制度，把考选权独立出来。纠察权的独立，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监督弹劾官吏。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议会掌握了纠察权后，借此来挟制行政机关，造成议院独大。纠察权从中分离出来，将起到各院与议院间的平衡作用，有助于官场的清廉。他的这一思路是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加以改进的。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是破天荒的政体，会使国家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理论中最后问世的部分。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口头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的现状，关心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民生主义的构思。他同意乔治·亨利的观点，认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日增，土地的价值也日增，有地者越来越富，无地者日趋贫困。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合乎公道的，因为土地如空气一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当归．之于人类全体。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民生主义的实施十分必要。其方法是：核定天下地价，现有之地价仍属于原主所有，其后，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之于国家，为国民共享。这样，文明越发展，国家越富有，人民就越富足。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论述了提出民生主义的动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不可蹈其覆辙，行二次革命。所以“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目的之一在于防患于未然；目的之二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文明之福址，国民平等以享之。”；目的之三在于借助民生主义，赶上或超过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之“瞠乎其后”。他自信中国比欧美更易于实行民生主义。因为，贫富分化是与现代工业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欧美已积重难返，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有理由后来居上。
正如列宁所说：“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孙中山的平均
地权思想还没有与当时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纲也是可贵的。
如果说前一段孙中山的思想特色在于“破坏”旧有政权的话，那么从1905年至1912年这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号虑如何“建设”新社会，包括民权的建设和民生的建设。不过
从总体看，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于武装起义，故而在理论上仅仅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为三民主义理论建立了框架。理论的宣传和充实的任务，则落在了以《民报》为中心的孙中山追随者的身上。
1．《民报》时期三民主义理论的剖析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白孔子以来，厚古薄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思维模式。“祖宗之法不可变”似乎是保守派的杀手锏。西学东渐时，这种陈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真正让人们抛弃它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孙中山在欧洲、美洲就已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当他到日本时，他的主张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历史观上的默契。二十世纪初，日本流行着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留日学生无疑深受影响。《民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对近世社会上人们的积习加以批判，以为“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得出“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此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创办《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进化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不是盲目地被历史推着走，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应本国实情和历史的潮流，创造着历史。三民主义是基于历史进化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因为抱着这种社会历史观，他们对未来社会充满乐观精神，对三民主义十分自信，对满族这个比汉族落后的民族统治中国痛心疾首，认为它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原则的，是极端不合理的。反过来，他们必然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不甚重视，因为，弱肉强食是人类进化的规律。发展到极点就有汪精卫的什么民族主义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观点。同时，由于深信人的主观对客观有极大的能动性，宣传主义成了革命家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民报》发刊词上，介绍欧洲进化的历史时，孙中山十分
精辟地把握住了西方思想中精华部分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民报》也同样时时体现了法国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依据和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汪精卫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留日期间，通过资本主义的宪法学，得到了主权在民的观念，使他抛弃了过去的“君臣之义”。他还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揭露清政府用“君臣之义”来掩盖民族矛盾，拿这种观念消弥汉族仇满的心理。可见，正是“主权在民”的命题，唤醒了长期沉睡的“民本”思想，使之理直气壮的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大倡“平民主义”。用盂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美国的议会制度， 以及“以法治国”等等，装扮他们未来社会。他们借助于国家主权说，充分而细致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利益。他们以平等观衡量资本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观点。因为贫富分化的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他们也就部分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再以旷等观观察中国的现实，得出满汉是极不平等的，无论是兵权、政权、私权或是公权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维系满族统治的护身符，一旦消除，满清政府必将瓦解。然而平等不但是合乎道义，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它使人们同，心协力，造就出一个和睦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列宁把中国的民粹主义视为法国革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
但是，除了孙中山以外，这些宣传家实在是太年轻了。短短的一至二年的学习时间，使他们来不及消化课本上的知识，面对紧迫的时局和政敌的嚣张气焰，忙不迭地拾起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作为武器，去拚搏。无暇进行独立的理论思考，系统性就很难保证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缺乏深人细致的了解，他们理论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国情，而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得到。因此，带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但从他们的宣传品中可见，民权主义要经过三个程序才可能真正实现，民生主义显然只有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才能加以实施。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斗争只有一样，就是推翻清朝。这种思路规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武装斗争。而又因为武装斗争的连连失手，乐观主义精神逐渐被悲观主义笼罩，又使一部分人走上了暗杀的道路。这两部分人几乎同样地对歪国各地的农民斗争熟视无睹。同时，对封建思想的清算也无暇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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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并在中国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至今，海峡两岸以至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仍在不断地对它展开研究和讨论。
就目前看到的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著来说，大都只是研究其生前的一段，而且又只限于研究孙中山一个人的著作。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的生前思想，而且把孙逝世后的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生前的三民主义，也不局限于研究孙中山一人，而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朱执信、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分析到了。这样，本书就有了突破性，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空白。
作者贺渊，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数年后，于1986年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先读硕士研究生，后读博土研究生，但都未离开研究三民主义学说这个课题。所以她的博士论文——〈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历六年之久而写成的。
作者勤奋好学，文思敏捷。论文写成后，送请十几位著名专家审阅，受到一致好评，认为资料丰富、分析透彻。经过答辩，顺利通过，贺渊遂成为我国少有的研究孙中山学说的女博土之一。这本书就是在她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中曾得到她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所长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得到社科青年基金的资助，才得以出版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听到这些消息，是很高兴的。
书稿即将付梓，聊赘数语，以表祝贺。
彭 明
1994．3．于人大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