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瑜先生的这些照片拍摄日期始于1970年代后期，止于1980年代后期，拍摄地点仅限于北京一些人人去得的公共场所。而他就从日常生活的小处入手，却细细勾勒出一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最以初阶段的生活史。
视觉化的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史，应该而且可以则真正的摄影爱好者与专业工作者这两方面的人所拍摄的照片构成。如果说专业工作者是正写历史的话，那么业余工作者则是侧写历史。
有丰富内心的人才会有丰富内容的照片。钱先生的照片，不乏幽默，有时还有一点揶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以饱含温情的视线送出而最终又返回到他的底片上。他的每张照片，都保留着过往进代的现实温度，沉淀着历史余香。他的照片是温和视线触碰现实之睛激起的浪花，自然而又亲切。他关注的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又与现实世相的波动密切相关。以这样特质的照片，他为我们见证时代，保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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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旁侧写历史的可能
顾 铮
钱瑜先生是一位非专业摄影工作者。在中国，这样的摄影爱好者何止成千上万。然而，他的摄影最终却与大多数摄影爱好者的“摄影作品”有所不同，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动，其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广度之宽，实乃前所未有。然而，这种变动与那些一夜翻转的社会震荡性的革命变故毕竟有所不同。时代的变化在各方面映现的征象，虽然就个别而言也有“弹眼落睛’’的，但总的过程却是渐变的，无论对老百姓实际生活与观念意识的影响，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外变化。对于普通并不出入重大事件场合的人来说，如果想要对于社会变化做出自己 的见证，显然，从日常生活下手才是可能。社会变动下的具体而又持续的变化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有迹可寻，足可耐心捕捉的。但是，这种细微而又具体的变化，对于那些志在制作宏大叙事的新闻报道摄影人来说，也许太微不足道了，职业的记者们也许更愿意见证惊心动魄的事件，有朝一日或可争取到普利策新闻奖、荷赛新闻奖或范长江新闻奖，为国争光，为报社争雄。
与这样远大的志向相比，另一种见证历史，进入历史的路径，或者说，另一种观看方式，如那些谱写正史的边角余料，难道就不能给出有关时代与历史的信息与气息?
钱瑜先生的这些照片拍摄日期始于1970年代后期，止于1980年代后期，拍摄地点仅限于北京一些人人去得的公共场所。而他就从日常生活的小处人手，细细勾勒出一部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最初阶段的生活史。虽然照片中的事像并不惊心动魄，但却未必不能看出中国现实生活内里的深刻变化。比如，他的《拍照》专题，就非常值得咀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特质条件与政治现实的限制，摄影在中国一直可以说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摄影不是权力的附庸就是富人或知识者的余枝，平头百姓与摄影的关系从来都是陌生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的活跃与特质生活的改善，摄影才真正地逐渐走进民间生活，中国的普通大众才真正与摄影有了全面的接触。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在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个还没有多少娱乐方式可以选择的时代里，接触摄影，通过摄影丰富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保留某种物质形态的记忆，就意味着接触现代生活，意味着渴望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意味着通过影像确认人的自我与尊严。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摄影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摄影，是一种表征了现代性进入平民生活的象征。与后来的彩电冰箱等大件相比，摄影也许是更早的使平民与现代意义的生活发生实质联系的媒介之一。或者说，通过摄影这个行为，平民开始想象现代生活的意义，开始思索人的自我表达与尊严的具体性。
钱瑜先生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在专注于拍摄北京市民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之时，摄影中的人（摄影的，被摄影的，从旁观看摄影的），集中地出现在他的照片里。这些在镜头前后的中国人，成为他的观看对象。尽管当时他的摄影技术并不高超，但他独特的视角与幽默感，使我们看到了被摄影这个现代性仪式所激发并被摄影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人性。我们从他的照片发现，摄影成了促使长期被压抑的自我苏醒的一种媒介。从《拍照》这个独特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在与摄影的接触中，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回头想想，通过摄影这个活动所展现出来的个性与所确认的自我，肯定会向他们生活中其他方面延伸并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微妙的影响。而这也许就是摄影对于人的意识，对于现代生活所产生的深刻的、然而却又是无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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