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好朋友当选为村干部。有一次与他聊天，他说他们村支书如何如何不好，品质坏，好贪污，村民对他很不满，等等。我问他，既然他这么坏且村民都对他不满，他为什么还能够当10多年村支书？他告诉我说，虽然村支书人品很坏，村民对村支书也很不满，但他和村里大社员的关系好，因此，他仍然可以通过大社员将村里的工作做下去。
我的朋友提到的大社员，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多次听人提到，但未注意。这次说大社员竟可以帮村支书将令村民不满的工作完成，引起了我的兴趣。
所谓大社员，按荆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指那些不是村干部却胜似村干部的村民。他们比一般村民有影响力，谓之大；不是在任村干部，谓之社员。大社员一词有褒有贬，贬多褒少。村民不喜欢别人称自己是大社员，但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半开玩笑说某人是大社员，多半又不会引起被称为大社员者的不快，因为大社员象征着能力和村民对他比一般人高明的公认。有能力的大社员在村庄事务中敢于发言，村民因此希望他们代表自己向上级反映情况，给村干部提意见与建议。也因为大社员敢于发言，在村中有影响力，他们在村庄利益分配中，往往“别人得半斤，他却要六两”，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靠自己的影响多得好处。
当前农村成为有影响力的大社员的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当过村组干部，或是村中党员的人。这些人对村中事务熟悉，与上级有些关系，能说会道，敢于直言，且往往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党员会议等正式的渠道发表对村务的评论，因此成为在任村组干部不得不尊重的村民。二是或有亲友在外做官，或自己与上级关系亲密，或外出见过大世面，或有一技之长，或在村民中拥有影响，或喜欢告状上访，或就是爱好参与村中事务的村民。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说得起话，做得起人，在与村组干部打交道时，可以掌握主动权，村组干部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三是那些兄弟多、力气大、不怕死，近于泼皮无赖的村民。他们好不了事，却可以坏事。
他们不与村干部讲理，村干部要让他们三分。
开始时，大社员或许是出于公心，而在公开场合对村组干部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可以得到村民的支持。不久，村组干部就发展起与这些敢于批评自己的大社员的私人关系，并且往往在村庄事务的决策中，特别照顾大社员，有时是公开给大社员一些好处。最终，大社员也乐得以自己的影响力谋取私利，不愿站在公道的立场上讲话。特别是在荆门这种既不存在宗族，又没有发达农村经济的地方，有些大社员便有了恶霸的倾向，而在任村组干部一下台，往往就成了大社员，其表现“比老百姓都不如”。
村干部特别是主职村干部在主持村政时，他面对的不是全体村民，而首先是大社员。一般村民对他不满不要紧，只要那些喜欢告状上访且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的大社员不反对他，他就有办法将村政维持下去。他要让大社员不反对自己，就必须收买大社员：建立与大社员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批宅基地时有意照顾大社员，减免大社员的提留，将村庄公共工程承包给大社员做，为大社员报销条据，给大社员拜年，等等。他当村干部的时间越久，越是敢于收买大社员，他就越可以在村中建立起一个所有村民都清楚的他与大社员们的关系网。这是一张具有既得利益色彩的强劲有力的关系网，一般村民谁也不敢或不愿去碰它，因此，他可以在村民普遍对他不满的情况下，依然将村政维持下去。
有意思的是，大社员这个词并不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而是在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形成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没有大社员发挥作用的空间，除了大队和小队干部，就是普通社员。那时大小队干部几乎掌握着农村所有的资源，谁敢与大队和小队干部对着干呢？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经营主体，村干部掌握的经济资源乃至政治资源越来越少，村民中的一些人则凭借各自的能力获取了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资源，他们因此成为村中说得起话，也敢于说话的精英。在有些地区的农村，随着宗族的复兴，具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性的宗族领袖出现了。在另一些地区的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占有大量个人资产的经营大户。这些宗族领袖和经营大户当然是不屑于从村庄中获得点滴好处，他们也不愿意在小小村务中与村组干部过不去。这些人构成了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但在荆门农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宗族宗教领袖没有，占有大量资产的经营大户很少。在农村所有的，是一些诸如大社员之类的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正是这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影响并决定着村级治理的面貌。
可以将村庄诸如大社员一类的非村组干部称为村庄的非体制精英，大社员就是一些细小琐碎的非体制精英。深入讨论非体制精英本身的构成，其与普通村民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村组干部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状况。
权力显然不只是指那些赤裸裸的暴力。稳定的权力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维护和支撑。制度可以分为儿种，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费孝通教授讲长老权力，这些长老的权力不仅来白于他们积累的人生经验，而且来自于社会对年长的人可以积累更多人生经验的信念。一个选举出来的村干部的权力，不仅来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来白具有民主精神的村民对应该服从自己选举出来的人的默认。这种权力由一整套成文或不成文制度所维护和支撑的结构，构成了权力的网络。
权力网络因其制度基础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杜赞奇在考察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权力基础时，使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乡村精英是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因此，诸如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等象征与规范，在塑造组织权力合法性方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举例来说，在宗族意识较强的村庄，村民会选本族的人当村干部，本族的村十部也比较容易做本族人的工作。因为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同族的人成为自己的人，这种意识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我有很多亲戚在农村，我相信，只要我参加村干部的选举，他们一定会选我，即使我的人品才干不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自己的人。有些村干部为了做好村里的工作，往往将最艰苦的任务交给自己最亲的人做。与他最亲的人不是因为品质好，而是没有办法抹开与村干部的亲近关系。我调查的一个村，村民小组长一再辞职未允后，他便不理村民小组事务。村支书、主任和会计三人都与这位村民小组长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三人便到组长家做工作，说如果不答应至少再当一年组长，他们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吃了一天一夜，组长顶不住这种强烈的个人关系，不得不答应再当一年。孙立平与郭于华在华北B镇调查中发现乡镇干部用“情境逼迫”来收粮的例子，说一个镇干部找一个老人收花生，反复说理后，老人仍然不交。镇干部说了一段出人意料的话：“这样吧，您也别把我们当成收定购粮的，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就当我们现在是向您要15斤花生，您说您能不给吗？”老人终于交了花生。这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生动说明了农村权力本身的运作特征与文化及当地共通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正因为权力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权力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不过，当前农村权力运作的情理基础或文化基础正在消解。孙立平他们调查的华北B镇收粮中“情境逼迫”的办法，到湖北杏村就不再行得通。镇干部让老人将自己当做要饭的，是该交粮了吧。杏村村民则会说，我干吗非要给要饭的人粮食？你是要饭的，那你就走开。至于村干部动用个人关系让村民小组长继续当下去，或让与自己关系最亲的人在村务中吃亏，必须有村十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亲密关系的如此运用，只会让人说他们的行为太傻。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为你私人帮忙，但若你是为公家做事，那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试图动用良好私人关系来完成权力公共运作的文化基础越来越没有了。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农村权力的运作网络，大致可用强世功在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权力特征时的“组织网络”来予以表达。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对传统文化所依赖的乡村士绅的打击，通过以阶级划分所建构起来的阶级话语和阶级斗争，组织起广泛的诸如贫农协会、党支部、妇女协会、民兵连、团支部、“红卫兵”等多种多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网络与革命意识形态，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崇拜，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等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巨大的力量。这时权力运作的效率当然很高。“权力的组织网络”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复杂但运作高效的组织制度的结合。
问题是当前农村权力网络的依托是什么。构成传统中国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文化网络，经过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多已经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的解体，瓦解了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组织网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
理性算计成为农村中的惟一重要的现实之后，不成文制度因不具有社会强制性，而丧失了让只讲利益的人去算计的理由。成文制度所决定的游戏规则就应成为权力运作的基础。问题在于，中国农村过于庞大，且十分复杂，缺乏文化支撑的成文制度如法律制度，既无法一一规范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村关系。
假若我们将理性算计作为当前农村的普遍现实，则这种现实下的农村权力基础就是所谓的“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农村场域中，一些精心算计经济利益的人，在一些成文制度的约束下，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好处。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吗？以村级权力为例，理性算计的村干部不是为面子、荣誉、正义或者信念，而是为个人的经济收入去当村干部。理性算计的村民仅仅期待村干部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种理性算计的后果是所有人因为缺乏对他人公益心的信心，从而不敢或不愿相信他人。这时候实行村民自治，其后果可能就是村庄合作不能达成，村庄秩序难以维持，村里公益无人过问。理性算计的村民在民主的逻辑下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
权力基础的利益网络显然不可靠，因为这种利益网络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与权力利益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趋势。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都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拷问。这种拷问会瓦解传统的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标准。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上，怎样为权力网络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展开
一
这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著作。
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作者追求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甚至在文字风格上也追随费老的《乡土中国》，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尽管作者自己称“费老是在更抽象层面上理解……”而他的则“是在具体农村调查中形成的一些随感”，但我还是认为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比理论更发人深思。因此可以让有志于中国学术的研究者看到中国社会中蕴藏着的理论资源，可以感到生活对学术敏感、自信和创造力的需求，看到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可能。
如今有不少人对研究中国农村或农民问题有误解，以为这只是一个比较土、没有多少也不需要多少社会科学理论的领域而已；认为如今都WTO了，同世界接轨了，因此只要研究“学术前沿”问题就行了；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不前沿了，甚至是思想不开放，学术视野狭窄的表现；当然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农村就是要替农民说话。其实这是无知，是不懂得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表现。
本书作者确实非常熟悉中国的农村生活。但是，我敢说，仅仅熟悉农民或农村的人，甚至有文化的人，都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因为作者是有学术关切的。细心者完全可以从书中看出作者的理论功底：他不仅对当代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熟悉，而且对国外的一些理论也颇为熟悉；他熟悉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这本书融会了多学科的知识。但是作者的优点是不求张扬所谓的理论，不把理论——其实是各种名词——都摆到外面来；他只是在分析问题本身，关注问题本身，而理论只是作为理解、分析和组织材料的工具。学过理论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理论，不了解某些理论的读者也会感到很有意思，因为生活是最有意思的。在我看来，这才是
真正懂了理论，懂得了理论的用处，在此基础上也才有可能发展理论。
我喜欢这样的著述和文字。这样说，是因为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都有学术的宏图大志，希望能够走向世界。但是在我看来，不少人可能都对理论新有误解，以为只有外国人的理论才是理论，因此理论就是要进口许多大词、新词，而这些词在中国当下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并不清楚，甚至以为高深的理论就是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或者连自己也不懂，或者理论就是让一套语词以及与之伴随的亢奋情感牵着自己走。在这些人那里生活世界成了理论的装饰，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就仅仅成了一种装饰。我认为这是一条歧路，尽管最终的判断还要等着学术市场来作出。贺君不是这样的人，是不信邪、有主见的人，是不唯书的人。
这是因为作者的学术关切是出自对中国社会、对人的关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湖北为基地，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追求对曰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那些人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却具有学术意味的细节。作者虽然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的；他的研究以社会改造为导向，但是他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他的努力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的。其实，如果从求知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进落后之分别的，落后的只能是学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观察、理解生活中的问题是回答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理解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读书、读“先进的”理论书完成的。必须面对生活本身，让生活的问题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开。理论仅仅是一套工具，把引发你关注的似乎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勾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