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善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多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到、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已见。

　　徐复观先生的学术论著和大量时论杂著中，谈到知识分子的地方很多；中国长期专制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和纠葛，尤其是徐先生注目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徐先生是把这一点当作中国政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键来理解的。收在本书里的第一篇文章《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写于1963年，题目虽是针对当代，论述则是从历史上一路讲下来，窃以为此文可以作为徐复观对知识分子问题看法的一个总纲。
　　徐复观的看法，要义在于：一、在精神义理的层面上，儒家的正统是从理想主义的高度干预政治，改良政治，而决非依附于政治，做政治的仆厮。借用杜维明先生的话来说：“叔孙通之儒、公孙弘之儒与董仲舒之儒有绝大的不同。前者是曲学阿世，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后者则是想以道德理想、文化价值来转化政治。这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作为
　　精神权威，与世俗政治权威相并立，彼此互不干涉的情况，亦自不同。二、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专制压迫和科举诱迫，虽然多数的儒生士子没有理想，只知追求功名利禄、人欲之私，但仍然有许多“自觉的知识分子”，怀抱“继往开来的真实责任感”，“不以朝廷赏罚的自身，无条件地当作评判是非的标准，而努力树立、追求在政治地位以外的人生价值”，“有自觉的知识分子，纵然生活上依赖于政治，有如黄山谷所说‘食贫自以官为业’，但决无人承认‘官’的本身，能代表人生的价值，更不会有人想把自己的权势变成自己的学问。”    徐复观曾经身处时代剧变的中心，感时伤世，痛心疾首，当其追根溯源，批评到知识分子的“堕落”时，辞气间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道德义愤，但他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始终有着清醒的意识。举例说，法国作家、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氏1974年访问日本，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日文化异同和中国文化的缺失时，答称“中国没有武士道；西欧有骑士道，伊斯兰、印度也有，只中国没有。”徐先生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指出，《史记》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视死如归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现的是“超武士道精神”。徐先生还征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君，齐晏子前往吊唁，答问为臣者应不应为君而死的一段话：“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以此表明“中国有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能当国家人民的工具，不当权势者的‘私昵’”，其精神之高迈，又岂是“以私昵自居之道”的武士道所能企及?致于封建解体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专制的威迫利诱下，骨日软，气日消，变成为偷合苟容，顽钝无耻，以迄于今日，这是远沉沦于武士道以下的软体动物层，于是马氏可切取这一部分以论定中国历史事实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这是专制下的产物，与民族性没有关系的。”
　　人类的历史，毕竟不同于天体的演化，也不同于物种的进化，在因果衔接的链条中，人的自由精神毕竟能够采取创造的行动。在自然规律下，人不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但在历史的起伏中，精神的努力常可以提撕住自己，甚至可以推动社会向上升进。徐复观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在论定“顺着科举向八股文演进的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作无底的堕落的历史”的同时，又看到“宋明理学是由反科举而反知识分子堕落的运动。他们希望从讲学而能另开出一条与政治保持一种距离的知识分子的活路。”我们也可以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的志事，是宋明儒反堕落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复活和接续。现代化的专制政治及其形形色色的派生制度，其笼罩范围之深广，驱迫力量之巨大，又远胜于往古；新儒家的艰苦竭蹶，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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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念刘凤章先生　
　　一　　
　　我是一个任天而动的人，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与事，当时并不能领会他(它)存在的意义，直到境过情迁，才在追忆中涌起万千惆怅。近五十多年来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校长刘凤章先生，总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应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生时，被一时浮薄的风气所淹，死后又因“树人不善为名”而声名渐渐湮灭，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
　　宋明儒讲学的精神，或者可以三端来加以概括：第一，他们讲学的动机是来自继往开来的真实责任感。第二，他们所追求的是要能证验之于身心，证验之于社会的“真知灼见”。第三，他们要培养出的是在人格上能担负得起人类运命的考验。刘先生所处时代不同，但用心未尝不是一致的。
　　刘先生从一九一五年担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一直到一九二一年。这中间因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一度辞职，因不愿卷入新旧之争而又一度辞职；两次辞职不久，皆被学生热烈欢迎返校；但终因厌恶新旧之争，实际是厌恶饭碗之争，而于一九二一年一去不复返。我是一九一八年秋季考入一师，于一九二三年上季毕业的。他当我的校长只有三年，也只有这三年读点书；以后两年，便在我完全不能了解的学潮中断送了。
　　刘先生笃信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生活清严，言笑不苟；但对人周到恳笃，来往总是步行，极少坐人力车；冬天只穿绵袍，我曾看到背上脱了缝，绝不穿皮袄。大家称他为刘阳明；排挤他的人，说他是“作伪”。他在上修身课时曾向我们说：读书人要能站得起来，不走上升官发财的老路，首先必从生活俭约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于放侈；生活放侈，行为不能不随之邪僻。我们只要相信是对的便去做，不怕人骂为作伪；守之终生不改，不就是
　　真的吗？
　　我们一进学校，便由学校发给两套灰布制服，经常要穿得整整齐齐。衣服都是自己洗。他校的学生，称我们为“杠子队”。因武汉当时驻扎的都是北洋军队；军队中有专搬运东西的“长夫”，出街时常成队的背着一条粗长的竹竿，我们的制服，和他们非常相像，较之正式士兵穿的要差一等。因此，当时的女学生有两句流行的话：“文华文而雅，一师穷而鄙。”文华书院是教会办给有钱人子弟住的，穿的是青白两色的哗叽呢制服，和我们比起来自然文而雅了。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穷是鄙。
　　二　　
　　在食堂里，六人一桌，四菜一汤，要坐得整整齐齐的吃。早上老是吃稀饭，所以有人开玩笑，把“师范生”称为“稀饭生”。学生只有星期三的晚饭后，才可出街，九时以前一定要返校。只有星期天下午一时才放假，八时以前一定要返校。上自习，下自习，都有一定时间，不仅由校监常来巡视，校长也常来巡视。以后因为有的学生太用功，自习下得太迟，早上起得太早，以致健康发生问题，所以巡视的目的，不仅在警告不用功的学生，同时也劝告太用功的学生。一连两年，死了两三位考第一的同学，在开追悼会上，刘先生都是声泪俱下。
　　我们那一次共收了三个班，三个班中特以一班为英文班，给有志、有力升学的以升学的便利。其余的特别重视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课；修身由刘先生自己担任，编有讲义；他上课时常是把书上的道理和时下的情形，两相对照，痛下针砭。他卑躬折节的去请好老师；我们班上是安陆一位对古文甚有研究的陈先生（忘其名）讲授国文；讲到重要的地方，把书一掩，手在案上轻轻一拍，以赞叹的口气，拉长了腔调说：“你们看啊！看古人的文章怎样的写法啊！”由一位对周秦诸子很有研究，但一说话脸便红的李希如先生改作文，他常出富有启发性的大题目；我们班上的周德本同学，大家称他为“周大头”，一篇文章总是两三千字，老是第一；但我们当时并看不懂；可惜他毕业后早死了。沔阳的一位傅先生讲历史，大家称他为傅聋子，他非常佩服章太炎，讲堂上常向我们提起。这都是一时之选。后来也聘请了黄季刚及刘伯平两位先生教文字、声韵的课，他两位似乎不太瞧得起讲文字学的鲁润九先生，但鲁先生实在讲得有声有色，能引起学生兴趣，我们私下称他为鲁瞎子。也重视习字，有一定的要求。总的说起来，我们的功课都很扎实。
　　星期天上午由十时起，在大礼堂由刘先生自己讲程伊川《易传》；还常请在英文班教课的李立夫先生讲演；李先生是一位异人，到过很多地方，家庭一切事情都夫妻两人自己做。他把在各地收集的小物品，例如他在桐柏县一株古柏上拿到的几片树皮，和他自己做的布鞋给我们看。以后又请些新人物来讲演，有如李汉俊向我们讲要建设必先破坏等。这都是自由听讲。
　　但是刘先生还非常重视“体操”。除一般的体操外，一定要练“兵操”；学校有百几十枝旧步枪，还有用木做的步枪。所以“驮枪”、“枪放下”、“瞄准”，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他又提倡拳术，由一位早期毕业的湖南赵先生教；每天教拳的时间，总是天曚曚亮开始，到早晨时收功。练拳的同学固然起得很早，不练拳的也一大早起来跑步或用功。
　　刘先生深感于“儒者必先治生”，及提倡工业应由个人做起的主张，所以鼓励同学们由课室的手工业，扩充到带有市场性的手工业；有部分同学做得很热心，成立了什么社、什么会，小规模做牙粉、粉笔、油墨等类的东西，由学校率先采用，再推之社会。他希望以师范学校兼具备职业学校的功能。　　
　　三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线装书有二十多万册，到图书馆借书看书的风气很盛。我们班上的国文程度，现时没有哪一个大学的中文系能赶得上。我在前两年，作文成绩总是倒数第几名；到了第三年才爬到前三名。学校的气氛，谐和而充实。
　　但新的风气，吹到了武汉，新人物要破旧立新，把刘先生当作旧的大目标，由校外的攻击，渗人到校内。首先说刘先生排斥新知之士，其次是说对学生管得太紧，妨碍了自由发展，刘先生在这种压力之下，也一次聘请了几位北大武高毕业的当教员，但被学生瞧不起。攘扰渐次代替了和谐，刘先生愤而辞职，被大多数学生热烈欢迎回来。但不到半年，攻击之声更盛，学生中一向佩服刘先生的也渐冷淡下来，刘先生便从此离开了学校。
　　刘先生字文卿，晚更号耘心、岱樵，湖北黄陂县人。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二月十五日，卒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在当一师校长以前，曾以举人任教两湖经心书院、文普通学堂及方言学堂，并曾任中华大学“学长”，陈启天、余家菊两先生皆其弟子，亦皆有所记述，尤以陈先生《寄庐回忆录》中记述得有意义。黎元洪聘他为总统府咨议，月致薪三百元，他没有接受，把邮汇来的钱存在黄陂实业银行。辞一师校长后，因同人之劝，以此存款在南楼办私立蒙正小学。他常住在这里，不问世务。后因疾返乡，平日以孝友为乡人所敬重。他在省立国学馆讲授《周易》时，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写成《周易集注》一书，于民国甲戌岁由一师的几位同学印行，我曾有一部，在丧乱中遗失；年来辗转寻觅，最近知周谦冲先生之夫人刘敦勤女士，为刘先生侄女，有一影印本，寄陈修平（启天）先生设法印行，我非常希望此书能早日问世，以作先生学重的纪念。
　　载《华侨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　　
　　一　　
　　以政府的力量，动员全国的意志去纪念一个已经死掉了的人，不仅是因为被纪念者，在历史上留有确切可资断定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一直到纪念他的时代，对于纪念者所应努力的方向，还有其启发的意义。把这种意义，根据被纪念者可靠的资料，很明白地说了出来，让所有参加这一纪念的人，都能领受一份益处，这是文化界所应尽的责任。我们（此处有删节）于今日（三月二十五日）悬旗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百年冥寿，这是文化活动上的一件大事。但到现
　　在为止，我所看到的纪念性的文字，几乎不是谎言，便是废话。这可以说是以纪念稚晖先生的方式，抹煞稚晖先生的真实地存在。例如前几天的报纸声说稚晖先生平生很爱弹词，所以为了纪念他，便应特别弹词给他“在海之灵”听；可是昨天（三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刊有一位会弹词而又与稚晖先生有密切交往的某位先生的文章，证明稚晖先生生前并不爱听弹词，所以他根本不敢在稚晖先生面前提到自己会弹词的事；这即是最明显地说谎之一例。又如我读到稚晖先生是位“新儒学大师”这类的妙文时，读完后，不知写这类文章的人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与吴先生的平生志业，又有何关系？这即是很显明地说废话之一例。当然其中也有较好的文章，有如张文伯先生的一篇，即要算是好的，但这只是少数。我常想，作文的起码训练是，叙述一个人的生活、思想，不仅仅不可以随意胡诌，并且也不可以泛泛地陈述为满足，而应当把某一人之所以为某一人的特点，表达出来，这才算“着了题”，才算及了格。例如国语运
　　动，稚晖先生是出了一番气力的；但这是他和许多人所共同努力的事业；对于稚晖先生的生平固然有意义，但仍不足以代表他的特性。我为了使政府的这一伟大文化活动，有一明确地意义，所以便把我所了解的吴稚晖先生之所以为吴稚晖先生的特点，写在后面。

一、历史的观察
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古人在危难中的智慧
朱熹与南宋偏安
朱元晦的最后
方望溪论清议
二、新潮涌起中的旧学
忆念刘凤章先生
王季芗先生事略
关于黄季刚先生
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
三、共担文化生命
悼念熊十力先生
远奠熊师十力
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之回向——寿张君劢先生
我与梁漱溟先生的片面关连
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
悼唐君毅先生
张教授丕介墓志
《民主评论》结束的话
四、典型种种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
漫谈鲁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学会的讲演稿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钊先生
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五、怀人感逝
在中国最成功的一个美国人——萧查礼博士
沉痛的追念
知人不易——我现在才认识成舍我先生
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台湾人之死——悼念庄垂胜先生
怀念溥心畲先生
溥心畲先生画册序
痛悼道邻兄
感逝
悼鲁实先教授
悼念叶荣钟先王
悼念戴君仁教授
六、东海西海
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安冈正笃先生
京都的山川人物——东京旅行通讯之七
从“外来语”看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东京旅行通讯之四
一位法国人士心目中的中日文化异同
欧洲人的人文教养
科学与道德
知识良心的归结——以汤恩比为例
毕加索的时代
再论毕加索
一个新的探索
七、青年与教育
上下两代之间的问题
应当女口何读书
哀唐生
苦难时代的知识青年
女口何开始文艺写作
立言的态度问题
青年往何处去
对南洋大学的期待
今日大学教育问题
有关历史教育的一封信
台湾的语文教育问题
对学人的尊重
慎重编选中学国文课本
大学教育中的国文英文问题
香港的高等教育问题
再谈香港的高等教育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的国文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