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当笔者第一次尝试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提纲挈领地概述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当前面临的挑战的时候，这个问题刚刚成为公共媒体讨论的对象，还没有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围绕着新的养老金法和税法而展开的斗争之中；社会救济和失业保险方面的削减业已实行，围绕医疗保险下一步结构改革的争论方兴未艾。税收在减少，失业率却创出了新的记录。企业界抱怨工资附加成本高，而工会则动员起来反对损害雇员既得利益的企图。一场普遍的分配斗争打响了，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事。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对增长进行分配，而是在停滞甚至缩减的公共预算的范围内对紧缩进行分配。增长总是比紧缩日子好过。而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与此同时，股市生意兴隆，自营业者的收入过度膨胀，而政府的政策却在竭力降低最高税率。一些人在谈论“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而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社会妒忌”和“投入必须得到回报”。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br> 在过去两年中，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笔者也因各种原因对于政治秀感到气愤，或是对各个联合会破绽百出的道德说教感到愤慨。无论是通过减轻企业界的负担（附带也减轻非企业主的高收入者的负担）将失业人数减半的计划，还是反对削减雇员的病假工资和反对向养老金或工资附加津贴征税的斗争，作为战略都难以令人信服。<br> 社会福利开支方面的削减毋宁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再分配一直未能向后代倾斜并且新的培训措施迟迟未得到推动的情况下，这样的削减就显得更加迫切。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依靠这样的削减来克服经济停滞。<br> 寻求限制工资附加成本上涨的规则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作为振兴经济的纲领。欧洲各福利国家的历史性成就是基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互补，而从前人们在这两个领域都犯了一些错误，今天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经济增长与收入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依各种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正值，有时是中性值，有时是负值，而且——据数量调查显示——这种联系是相当薄弱的。因此，把社会福利开支的数额说成是经济发展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完全错误的。<br> 相反，毫无疑问，只有首先被生产出来然后被国家提留的财物才能加以分配。最近，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逃避国家提留的机会显著地增加了，而且人们也在更加处心积虑地寻找这种机会。因此，社会福利支出的可预见的增长趋势，今天遇到了损害其筹资能力的情况。这样一来，分配冲突的尖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br> 抱怨“持久繁荣的短暂梦想”消失（布尔卡特·卢茨），或者抱怨人们丧失了团结互助精神，是毫无意义的。笔者认为，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就业不足的长期趋势，但尽管如此，仍然必须找到能卓有成效地共同生活的道路。只有在我们不是首先专注于收入分配的表面上的零和博弈，而是关注德国的福利生产的更广泛的联系及其对跨国发展的日益增强的依赖性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本书正是致力于此。本书的主旨在于，我们当前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遇到的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是源于各种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各自独立的变化。据此，人们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造”也不能“一蹴而就”，而只能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而为了使这种改造能长期朝着更理想的方向前进，就需要对问题作出清晰的描述，并由此排列出轻重缓急。下文中这些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主要是用来为自己的判断能力奠定基础，因此，要尽量放弃具有党派色彩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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