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讨论：其目标是否定位在实行“对社会负责任的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社会政策取向上偏爱美国的工作福利型安全网，他们认为福利支出是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世界银行则注重消除贫困，在政策取向上也同样偏好安全网。对此，早些时候，我曾提出过不同意见（Deacon，1997）。另一方面，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内部，也有人支持社会支出是保证社会亲和必要手段的观点。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保守的社团主义俾斯麦式的社会保护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赞成将一定的国家福利支出看成是必要投资的观点。可能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外，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支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取的再分配社会政策。关于国际组织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作用问题，有一项专门的研究，其结论是（Deacon，1997：197）：东欧剧变之后，为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制定未来社会政策创造了机会，偏爱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世界银行积极而热情地抓住了这一机遇。世界银行与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社会不稳定地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合作，共同编织了这些国家未来的社会安全网。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某些东欧国家政府政治上的支持，对普救论者（universalist）和始于欧盟的社会保障型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及世界银行中的少数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尽管在这场论辩中，个别国际组织的立场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但上述结论仍得到了广泛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研究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时，非常认真地提出了全球化的社会标准（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IMF，1998）。世界银行更明确地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保护风险管理理论（Holzmann and Jorgrensen，199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告诫各国：全球化需要的社会保护支出增加，而不是减少（OECD，1999）。有迹象表明，尽管国际劳工组织所作所为表明它对几个国家的态度1800大转弯而对出现的新普救主义（universalism）颇有兴趣（Standing，2000），但该组织也已开始认同世界银行关于将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私有化的观点。最近，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问题及该组织有关培育全球医疗和社会服务市场的观点成为前所未有的热点（Koi-vusalo．1999）。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已明显分成两派，一派所作所为替代了政府的职能，而另一派则注重扮演政策倡导者的角色，目的是让政府承担更大的福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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