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思路产生于对早先研究传统所作的四个方面的批判。首先，社会历史学家发动了一场他们称之为“（关注）来自于下层的历史”的知识反叛行动，以反对早期历史著作中占主导的重视精英人物与上层政治的倾向。与他们在社会科学界的同道一起，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寻求重建普通人的政治经历，将这些政治经历置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以此挑战那种将民众政治贬为对非常时期或暂时困难之非理性反应的观点。第二，同样地，许多社会科学家拒斥那种将大众运动及类似现象视为集体行为，视为因一时狂热、幻念、煽动和群体影响而出现的常识混乱的流行观念。第三，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强烈反对官方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动员以及其他民众政治说成是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的发作。第四(同时也是部
分地作为对以上三种思路的反应)，曼科·奥尔森(OlSOn1965)以及其他理性行动论者反对简单化地断言抗议者的行动具有合理性。他们针对分析民众抗议的人士的见解做了两个方面的有力评述，他们指出，那些分析家们(a)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结为群体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冤情或利益，但他们并未据此而行动，以及(b)缺乏一种有关共同持有某种利益的人们依据这一利益而组织起来并据此而行动的条件或过程的合理理论。
这些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很快以“资源动员”而得名，该术语经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二人有关美国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的著作而具体化并引起广泛注意。资源动员模式强调组织基础、资源积累和集体协调对于政治行动者们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汇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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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运动（及相关现象）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
——《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