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个人问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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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有关国际政治的时事评论,就像新闻一样,它的生命力经常与最强烈的时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的读者在披阅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时,是否会产生某种“恍若隔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甚至具有双重的性质:因为不仅这些杂文的写作年代距今多已长达三四十年之久,而且它们整个地属于那个特定的“冷战”时代,亦即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轴心的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和敌视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在如何看待1990年代以往的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冷战”的终结无论如何总已是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项共识。既然如此,现在推出这样一本书,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桩过时的举动?
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学作为极具实践性、因而在各国都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显学”,本是一个涵盖面很广泛的庞大知识领域。不同的国际政治学家可能聚焦于不同的重大国际问题,从而将这个庞大领域进一步分割成许多高度专门化的学术分野,诸如外交与国际法,武力裁减、防止核扩散和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国际合作组织和国际体制,生态、自然资源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与正义原则等等。当然,学者们还会按照他们所服膺的不同学术流派所主张的不同理论预设,或它们切入问题的不同视角,去阐释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事件与现象。虽然在今天,流派纷呈的当代国际关系论坛显现出比往日更为动态、更加多元化、更错综复杂的面貌,但是那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其实大多数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身了。徐复观虽曾在某个农业院校里讲授过“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样一门课,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评论,似乎也不曾与当日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可以说是“非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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