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三·一八”这一“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恐怕会被历史永记了。这以后，黑暗的日子依然存在，甚至当暴行逾过“三·一八”的那一天。也是后来，有一篇文章成为孩子们语文课上的“经典”范文，孩子们朗朗地读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22岁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中国最早觉醒的女子之一，竟香消玉殒于北洋丘八的枪弹下，那颗罪恶的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就这样，“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以及燕京大学的魏士毅等47人被惨杀了。在血腥气尚未消散之际，那些女大学生的老师们叹息了，“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同上）；“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脊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也是在鲜血要凝结的时候，他们又叹息，“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世界”以及“太阳底下不会有新鲜事”，以后，遂又有了张挹兰、向警予、张露萍乃至张志新、李九莲……“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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