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保障了七千人的吃住行
图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1年1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生活住宿、安全保卫由北京市牵头负责。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技术都比较落后，国家又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大会的后勤保障工作。
参加大会的不止七千人
1961年11月16日，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下发的当天，劳累了一年的刘少奇赴广东从化疗养。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刘少奇走了，毛泽东南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来负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这个工作在刘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情况等。警卫组，主要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
李润民，当年会议组的工作人员，今年78岁，他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几百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另外怎么也得带点工作人员吧，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不带点工作人员怎么行？所以就不止是七千人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在中央来说，管招待的，管简报的，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怎么安排，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是七千人的规模了。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另外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需要怎样的忙吧。夜里12点以前就没有睡过觉，有时候过了12点也睡不了觉。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操作起来很方便，甚至你吃着饭、走着路都可以通过手机办不少事情，那时候就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工序很多。
另外，光我们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各个代表团的住处，以便日后联络。
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一一落实，并进行培训等等。
从上海借了181名服务员
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方面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具体的吃、喝、住、行都在北京市，若由中央牵头，一是中央不了解北京市具体情况，二是困难时期，操办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干脆就让北京市牵头吧。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很差呢，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有问题，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也叫过五关吧。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进行了更换。
的确，他们为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付出很多辛苦。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当时紧张得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啊！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一千六百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10人一桌大锅饭吃得精光
安排住宿忙坏了北京市委，当年的与会者却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一个县委书记三十多年后回忆说：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会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专列开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转载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设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是堪称一流的。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六名代表走向一个大套间，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紧跟在后面，走在打头的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愣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腊，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俊不禁。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他们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张文奇说：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就这样，特别严呀。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
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但比我们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当然我们是重灾区。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你说平时能吃到肉吗？能够吃到一点，但不是很多。
大会期间未发生断电情况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张文奇说：
因为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所以是一个内部会议。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外国人还是感兴趣的。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大区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大会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饭店。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在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呢，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艰巨。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看一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还是有反映，外国知道这么多人在开会，但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三十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苏联的一所中学。但都没有出现什么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惟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如吃饭，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
你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被电烤热木头烧着了。这种情况一直到国庆35周年才得到改善，换成了钢的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就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经验揉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所以中央也是满意的。
交通工作受到周总理表扬
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公共汽车，还是大客车。有那么多车吗？张文奇说：
大会组织得比较好，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八百多辆。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的车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都是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那时开会不像现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先把与会人员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门事先都把抽调来的车辆，包括在京的车，那些司机进行培训，怎么走，走哪条线，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有章法了。
大会结束后，停在大会堂前的车，中央要求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结果最长的时间我们才用了18分钟，也就是说没有超过18分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事先总是同与会人员说好，原地上下车，这便于散会后找车。白天打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各饭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带灯的牌子。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容易找不到车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因此也就完成得比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两次受到表扬，一次是纠正违章时敬礼，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次就是七千人大会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以保障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以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林彪为何对毛泽东“大拥、大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地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林彪别有用心地作了一个维护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言，此举无疑增加了他在毛泽东心中的砝码,同时对以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决心与刘少奇唱“对台戏”
1月29日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当时是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还兼任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然而，人们未必想到，今日的林彪已非昔日驰骋疆场的英明统帅，他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工于心计之人。
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提到毛泽东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林彪对自己，也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
如果这一则笔记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另一则笔记中，就可以看到林彪的真面目了，他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当林彪被告知，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时，他就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话稿。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丢在一边，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
“理直气壮”
肯定“三面红旗”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林彪只需主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他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还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付学费”的说法，虽然不是林彪的发明，却被无限放大！一年多来，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启齿的说法“付学费”，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孰知，在“付学费”的名义下，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是可以原谅，而不必加以追究的了。
抓住“团结”
大做文章
在讲话里，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些要加强团结的话。
林彪为什么讲这番话？著名学者肖冬连说：“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3年前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低头……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谁不愿跟毛泽东走？”
接着，林彪开始颠倒是非，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按照林彪的说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不是全党实践毛泽东盲目跃进的超高速发展战略的结果，而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很明显，林彪是有意在维护毛泽东，再一次打造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
这天是毛泽东主持大会，他当时就充分肯定，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时中央办公厅在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曾有一种意见考虑，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里面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
林彪讲话
负面作用很大
林彪的这个讲话，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他首先增强了毛泽东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并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产生了不满；林彪对“付学费”的理论阐述，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原谅自己，因而把一场可能在决策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层检讨，化作了轻飘飘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经验，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林彪强调毛泽东总是正确的，是下边的和尚念歪了经，使毛泽东本来就有的埋怨下边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意图，适时调整指标的气更大了。
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对刘少奇等越来越不信任的时候，林彪更是加快了脚步，在军队中大肆宣传、贯彻毛泽东的一些“左”的错误，并大搞造神运动。1964年5月，他又率先在军队“创造性”地出版了《毛主席语录》，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一切工作的动力，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林彪是对毛泽东大搞造神运动的第一人。林彪殚精竭虑地投机钻营，使他一步步顺利高升，最终取刘少奇而代之，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但也正因为林彪太看重权力，最后他的真面目还是被毛泽东所识破。1971年，林彪乘飞机外逃，随着一声巨响瞬间化为尘埃。
展开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