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兼论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张树军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这次会议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 经过这两个会议，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由此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在徘徊中走向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党内外共同强烈的意愿是尽快结束已 经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稳定局势，迅速发展 经济，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P1现实问题，如何才能开辟新局面，人们的看法却很不相同。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 为纲"，以及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触及更深层次的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 题。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抓纲治国"的思路，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
"抓纲治国"的思路要求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它其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延续。按照这种思路，揭批"四人帮" 要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进行，只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的主体部分则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许触及。沿着这条思路，就有了"两个凡是"①指导方针的推行。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实事求是地 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从解决重大冤假错案人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而把党的工作重点P2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两种思路的对立和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问题上表 现出来。由于前一种思路一时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各方 面的拨乱反正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 徘徊局面。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当时人们最关注、最具全 局影响的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干部群众就不断以各种方式表 达出这一要求，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几经拖延。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天安门 事件仍未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触及。这一时期，针对 "四人帮"在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造成的思想混乱， 理论界展开一系列讨论，以求明辨是非，但受到压制。教育、 科技、文艺战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率先拨乱反正并取 得显著成效，但进展也不顺利。显然，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 纲"，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不可能正本清源，迈开 拨乱反正的步伐，开创新局面。
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争论集中起来上升到思想路 线层面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 论并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思想路线之争，其实质在于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大力倡导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1978年5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一文发表，由此引起的讨 论很快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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