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1950年至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其重要的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初版）；《现代政治思想与行动》（上下册，未来社，1956年一1957年。1964年增补版）；《日本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现代日本的革新思想》（河出书房新社，1966年上）；《战中与战后之间——从1937年到1957年》（三铃书房，1976年）；《从后卫的位置出发》（未来社，1982年）；《读〈文明论概略〉》（上、中、下，岩波书店，1986年）；《忠诚与叛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筑摩书房，1992年）；还有一本首次以中文出版的《日本近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编选并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初版题为《福泽谕吉与日本的近代化》，学林出版社出版，1992年）；《丸山真男集》（16卷，另有别卷1，岩波书店，1995年—1997年）；《丸山真男座谈》（九册，岩波书店，1998年— ）；《丸山真男讲义录》（七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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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构成这部书的三章，原来都是作为独立的论文，分别发表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的《国家学会杂志》上。因而就是从作为最后一章的论文所发表的时间算起，迄今也整整过了三十年。在这一岁月中，本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德川时代的儒学和国学的研究，不仅硕果累累，而且有关思想史的种种方法，作为日本学术界的共同遗产也有了当时所无法比拟的丰富性。三十余年的岁月，完全可以使任何一种学术领域中的已有研究成果变得陈旧老化。但是，就这部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日本战后德川思想史第一线研究者的厚爱，它没有被忽视，也没有被作为过去的遗物而束之高阁。事实上，就是在今天，它作为“现役”的研究书，仍在被使用着。对于本书所展示的思想方法，或对于本书有关朱子学、租徕学和国学等的解释、语义学考察，即便那些从正面进行反驳的人们，也异口同声地承认本书对每一位德川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出发点”。这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但同时又使作者惶恐不安。因为，一方面，广义说是对于思想史一般，狭义说是关于本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德川儒学、国学及其他思潮，作者现在的立场，在不少重要之点上，都与本书已有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距离。这是
十分自然的，因为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停顿。但是，另一方面，在战后出现的对本书的方法及有关对象的解释所表示的异议中，我认为包含有对作者的误解和不恰当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作者就是站在三十年前的立场上，也能以反批评的方式加以回应。因此，如果作者亲自把本书置于现在的时点上，他就必须向对本书的批评者及青年时代的作者自己这两方面，同时展开两个战场的正面作战。从事这种复杂的工作，胜过再写一本书。作者允许出版社现在原封不动地再版本书的日文原版就是由此之故。因此，就是在这一英文版的序中，对本书中的同一对象，笔者也不打算提出现在的见解。笔者只想简单叙述一下撰写本书所收论文之际的时代氛围，这些论文是在过去怎样的学术遗产上被构筑起来的，以及由于这种学术遗产作者的方法论和角度又是如何受到制约的，等等，以资读者对本书的理解。
二
要令人信服地传达在所说的“暗谷”时代日本思想研究者所处的精神氛围并不容易。这不仅对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西欧读者来说是如此，就是对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如此。只是列举战前政府审查的严格性，或所说的“国体”避讳，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因此，为了唤起读者的想像力，哪怕是一部分也好，有关从30的代末到40年代初，笼罩日本知识分子也包括躲在“象牙塔”中的人的精神氛围，笔者就从撰写本书时恰恰经历过的小小插曲讲起。
作为本书第一章的论文，分四次曾先后登载在1940年1月号至4月号的《国家学会杂志》上。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发表的时候，我很快发现了一个严重的误排。这就是日文版原文第七页中“应神天皇”的“神”字被误排成了“仁”字。当时，正在东北大学和东京大学两地讲授日本思想史、现已故的村冈典嗣教授，特地来到我的研究室，非常善意地劝我，应在下一期杂志上订正这一误排。当时，据村冈教授说，在这样一件事，井上哲次郎博士曾经因为在“应神天皇”上误用了与此完全相同的字，从而受到了右翼国粹主义者所谓写错天皇的称呼就是严重不敬的激烈攻击。他还补充说：“井上博士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在此之前曾把其他学者和宗教家（内村鉴三）的学说和思想说成是反国体，并加以激烈攻击。但正是这同一个井上，由于他不小心写错了天皇的称呼，也受到所谓不敬的非难，这实在是讽刺。”总之，在日本帝国，历代的天皇，不管是谁，写错他们的名字，不管是普通印刷上的误排，还是稍微一点写错，当时都会被视之为一种不能加以文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