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国家,极权主义也遭到失败。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时代”全盛时期也没有达到苏联那样完备,也许有四分之一的经济从来没有纳入国家计划的视野。当邓小平在1978年领导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许多中国人对50年代的市场和承包经营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在后来的十年中能够充分利用经济自由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邓小平虽然继续在口头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而实际上却在农村恢复了私有制,并把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经济改革的启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br> 国家允许存在私营经济,便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从1978年到1989年间,以出现自发的经济组织、企业、非政府团体等为标志的公民社会,由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中国领导人计算过,可以通过发挥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作用而不是死守马克思的教条来确保其领导的合法性。<br> 然而,和苏联一样,政权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现代化要求社会向外国思想和影响开放,它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社会。它带来了腐败现象,这是一党政治制度所无法克服的;而且在大城市,它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良好教育的、国际性的、相当于中产阶级阶层的精英。这些大学生,其中有些人曾在西方留学,他们熟悉中国之外的政治,他们不满意中国共产党那种允许较大的经济自由但不允许任何政治自由的不彻底的改革。<br> 直到1989年夏季,当东德难民危机刚刚开始时,西方社会的许多人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在东德和东欧其他地方生根,而且由于他们的自由,这些国家会选择一种人道的左翼替代制度。这种制度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民主。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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