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是英国学会及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会员，被多个国家的大学授予名誉学位。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他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其著作甚丰，主要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原始的反抗》、《盗匪》等书。

　　《民族与民族主义》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民族与民族主义》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不过，在19世纪初年，民族国家的数目其实还很少。当时许多人仍心存疑问：到底什么样的条件足以将欧洲人分成若干民族，而这些民族可进而组成民族国家（或程度较低的独立政权或政治承认）？而既存的国家中，又有哪些符合民族条件？许多学者曾陆续开列清单，详列构成民族的各项要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符合民族原则。一方面，雷南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何荷兰可以称为民族？而汉诺威（Hanover）和帕马大公国（Parma Grand Duchy）却不能”——激起一连串的讨论。另一方面，穆勒所提出的构成民族国家的两大要件——一须可行，二须符合民族性的要求——也引发另一波争论。对维多利亚中期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两类问题的答案都非常清楚明确，因为他们只消反观自己国家的情况，便能一目了然。不过，即使如此，他们却仍然对其他民族及国家的说法抱冷淡的态度。
    然而，除了上述碰到的实际问题外，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自由主义的论述中，有关民族主义的探讨，简直含混得教人吃惊。这不是因为他们考虑不周，而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民族问题值得这样大费周章，答案已经明摆在那里。因此，民族主义的讨论始终只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居于边缘地位。更严重的是，我们将会发现，在自由主义论述当中，有一个核心部分使得他们无法对民族主义提出学理上的批评。以下，我们便将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整理他们的民族论述，不过，这番重新检阅的工作，并不像考古学者根据古币的残迹去推测贸易古道遗址那般抱残守缺。
    我想，讨论的最佳途径可以从“民族”最不完满的定义开始探讨起，比方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巨著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在斯密的思考脉络中，民族代表的是一个拥有固定领土的国家，或套用约翰·雷（John Rae）所说的：代表“每一个分离的社群、社会、民族、国家或人民”（这些名词在此几乎都是同义字）。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斯密自然会参照其他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学者对民族的看法，即使这些人并非经济学家，例如穆勒或《经济学人》（The Economics）的主编白芝皓。于是我们要问：自由贸易的古典时期与白芝皓视之为时代核心的“民族创建”，这两者的同时出现难道只是历史巧合？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否扮演着特殊角色？或更贴切地说，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究竟如何看待民族国家这个角色？
    对史学家来说，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依国家的疆界而定。尤其在19世纪，经济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国际贸易，而非以国际大都会为单位的世界模式。世界体系派的理论家尝试要证明，资本主义是萌生自欧洲而非其他地方的全球系统，因为欧洲采行的是多元的政治体系，它既未建立“世界帝国”，也不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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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导论／1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14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44
第三章  政府观点／79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99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128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159
英汉译名表／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