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萨义德，《寒冬心灵》（The Mind of Winter，1984，p．55）
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二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 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p．29）
萨义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国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国就读一流学府，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1957年)，哈佛大学硕土(1960年)、博土(1964年)，1963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迄今，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萨义德著作等身，为当今闻名国际的文学学者暨文化批评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其学术表现和政治参与都很引人瞩目，如著名的非裔美国哲学家魏思特(Cornel West)在本书平装本的封底推荐词中称颂萨义德为“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但也由于热切关怀、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以致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一样，成为美国最具争议性的学院人士。他在许多场合提到1967年的中东战争是其人生的转捩点：之前，学术与政治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后，二者合而为一。这点在本书所附的访谈录中也有明确表示。
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Identity，Authority and Freedom：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ler，1991）中萨义德进一步提到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产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12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似同的设定并不是为了排除“异己”（“异”与自“己”的他者)，而是为了更宽广的人道关怀，正如他在另一篇访谈录中所说的：“一方面你争取代表自己的权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这些是连接上更宽广的实践（也就是我所谓的解放)，否则我是完全反对的。”[《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萨义德访谈录》（“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Said”），1988，p.52．]
萨义德的学术及个人生涯颇具特色。他是早期少数认识到欧陆理论的重要并率先引入美国学界的文学及文化学者。他所引介的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论述等等，也曾专文讨论过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历史学家）在内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更把这些理论与批评融入并落实于特定作家、作品及专题的研究，而不局限于严格定义下的文学。因此，在从事人文学科的科际整合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上的突出表现，和结合文学/文化理论及文本分析的批评理念与策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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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价值中国网 林永清
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两个最著名的描述，第一个来自葛兰西。
葛兰西是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行动派、新闻从业者、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他于是926~1937年间，被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下狱囚禁。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尝试着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intellectuals），例如：教师、传教士、行政官吏，这一类人常常很多代都从事相同的工作；另一类他借用生物学的语汇，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我更愿意用马克思的词汇：“实践的知识分子”。--引注）。在他的眼中，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通过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可以共同组织相互的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他继续写道，“资本主义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组织者等等......”
萨义德认为，今天的广告或公关专家、市场营销策划专家等，按照葛兰西的说法，都可以被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民主社会中试着获得顾客的首肯、赢得赞同、引导消费者或者选民的意见。葛兰西相信，有机的知识分子主动地参与社会，一直努力地改变大众的观念、也积极地开拓商业市场。相比较而言，前一类的知识分子（教师）的工作似乎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原处，而实践的知识分子则一直在行动，在参与社会的变迁。（从更多地介入生活的意义上讲，21世纪的读者更容易接纳大前研一的观点，抛弃陈旧的、应当结束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纷争，更基于理性的知识思考----《专业主义》才是有效的、和关乎实际的。----引注）
承接并发展了葛兰西的观念，本书的作者萨义德这样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入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者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权威的说法或用法。
另一位美国学者雅克比(Russell Jacoby)，在里根政府即将届满时，代表不满现状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与萨义德的观念很类似，雅克比特别主张在美国的“非学院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但这一重要性在今天（雅克比所处的60~70年代）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迂腐怯弱、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并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按雅克比的说法，积极的知识分子已经被二战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消除殆尽了。结果今天美国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找交道。他声称，这些人的文章深奥并且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阶梯的晋升，而不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