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讲究面子
　　我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大批人讲话。他会喊叫道：“我对你说，你，还有你，对这儿的所有人说。”如果他的烦恼得以解决，他会说自己是在赞许声中“下了台”；如果烦恼没有化解，他就会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如果看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无干系。他要解决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如果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的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表演的幕后，否则会破坏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恰当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行为，就叫有“面子”。如果使他们失败，忽视他们，打断他们的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面子”是一把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应当加以说明的是，中国人保全“面子”的原则及其相关学问，西方人通常无法理解。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时的戏剧因素，而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犹如南洋岛上的禁忌一样，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世故常情来废除和替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差异，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村庄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平衡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平衡问题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节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正——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种愿望，但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在法律裁决中，也常运用同样的原则，其结果在很大比例上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一概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能。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被人指出错误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间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谎称是她找到的，并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于是就主动辞职，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些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借出的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欠债人一顿，以表明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债主没要来钱，但保住了面子，以保障自己以后不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失职或拒绝做某些分内之事的仆人，一旦得知自己将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县官，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这作为一种特殊照顾，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
　　大嘴评说
　　有一个笑话：一个叫四大人的绅士有钱有势，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这是笑话，是形容小瘪三的“不要脸”，但在小瘪三本人看来是自己获得了不一般的“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鲁迅先生在《说“面子”》一文中这样写道：“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
　　古今中外的名家对中国人的讲究“面子”不同程度地做过论述，得出的结论是：爱“面子”已成为中国人的特性。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讲究“面子”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有助于人们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讲究“面子”往往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定额来维持生命。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是很高的。在外国人看来，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服务方面，的确是艺术大师。在这个问题上，库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对这些国家的排列孰前孰后，我们无法像库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其烹饪技术之完美，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会全然知晓。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饭菜时一切都尽可能物尽其用，很少浪费。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了。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茶杯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那就是西方人越来越注重食品的卫生，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中国人的盘中之餐，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我们看到，这些牲口只要一死，不管是意外之死、老死、还是病死，一般都会被吃掉。这已经是司空见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不过，他们明白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只是由于出售的价格较便宜，都卖出去了，都被吃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人人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但他们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无非是贪图便宜。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狗“已下锅”。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是不会放弃这顿美餐的，事实上，在狼吞虎咽之后，居然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而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国，燃料既少又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每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能做到物尽其用，这是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是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是与其他布料搭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用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账簿，都会用作糊窗子或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B.C.亨利博士。在《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目的是省五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后来，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两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亨利博士和他的行李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淳朴天性。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说来也怪），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有点“麻木”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他的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见此情景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不满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污垢还便宜”的广告贴到他的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外国人看作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无疑还有距离。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在中国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因此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提到过许多有关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普通房子的光线一般都很暗，他们便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也可以在类似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看到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这类作坊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体现某种创造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但好的方法会使中国人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他们好像能够白手起家制造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产品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个炉灶，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确切地说是缺乏安排，能更好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运送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稻谷的不是机械，而是靠一帮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操作。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对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开支便是为烘干烟叶而搭建的又长又精巧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可以用茅草来搭建，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而且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便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如同把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种方法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细心观察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费用，因为距离缩短了！
　　大嘴评说
　　史密斯先生关于中国人节俭的论述，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事实上的，那时的中国一片贫穷，人们要生活，不可能不节俭，甚至于表现得有点吝啬。但是，节俭是人类的美德，这是毫无疑问的。
　　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节俭的楷模。正当赚钱是吃苦耐劳、不懈努力的结果，而节俭使用是精明能干、富有远见和自我克制的体现。
　　一个人家为了获得独立，节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节俭既不需要超人的勇气也不需要卓越的美德，而只需要一般的力量和普通人的能力。实际上，节俭只不过是秩序原则在家庭事务管理中的运用：它意味着统筹安排、合乎规则、精打细算和避免浪费。节俭也意味着为了将来的利益得到保障，要有抵御眼前的巨大诱惑的能力，这也是人超越于动物本能的高贵之处。
　　节俭是自助的最好的展现。每个人都应该量入为出，按照自己的收入过日子。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诚实地按照他自己的收入过日子，那么他必定是虚伪地按照其他人的收入过日子。那些挥霍浪费的人虽然天性大方，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去做一些肮脏丑恶的事情。他们贪图一时的安逸享乐，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不得不提前去支取存款，提前领取工资，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结果必然是债台高筑，不得翻身，严重影响自己的行动自由和人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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